文 / 杨庆峰

如今，数字人文研究已成显学，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先于理论”的态势。所谓实践先于理论，是指虚拟现实技术、数字技术等已经在实践领域运用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后果的分析、数字人文的理论反思却显得滞后。从人文研究领域看，传统的反思方法已经陷入停滞，亟需新的方法解决所谓技术时代、智能时代或者计算时代人文研究面临的窘境。相比各类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迭出，人文研究盛况不再，随着一些大师的离去，更加青黄不接。因此，当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的研究工具出现，人们看到了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上述技术在自然科学发展、知识创造上表现出了强大的效能，如AI可以发现人类不能发现的癌症基因、DeepMind的算法Alphafold2预测了蛋白质的3D结构——这无疑也刺激着人文学者的敏感神经，如何利用如AI、数字技术等新工具并发现新的对象及问题就成了令人着迷的问题。如今，成效大显，如极度快速的搜索引擎等技术可以让阅读文献变得快速；使用如X-ray micro tomography(XMT)等各类扫描技术阅读古代的破损信件以及无损坏地阅读加密文献完全成为可能。于是这种态势下形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技术方法。这种观念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会制约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所以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反思。

“数字人文研究”则更多是一种研究实践的代称，即将传统的人文研究的对象形式加以数字化并利用数字技术处理数字资源的过程。这导致更加强调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给予人文学者的影响很深。以控制论为例，这种科学方法与思想对哲学家的影响很是明显。海德格尔在其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中充分表现了出来，“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认为，控制论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或者我们可以称这一事件为伟大的完结……海德格尔不仅看到控制论的主要特征是把每个过程都转化为可计算的、可驾驭的过程，他也把控制论理解为一种新方法对于科学的胜利。这种方法是反馈的概念化。”2010年以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这种冲击和影响更深，不仅是方法层面的，还有多种主体形式的，比如创造主体，算法可以创造艺术作品，并且拍卖成功；AI可以写诗歌，让人赞叹。这些已然在现实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主体”概念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冲击。是否会有非人的研究主体出现也成为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了。无论人文学者接受或是不接受，怀疑或是赞叹，事实总是发生了。还有经验问题，人类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经验，形成记忆，而这构成了自我认同与个体身份构建的前提条件。今天，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也在大量地吃进数据，形成了独特的“数据-经验”，这种“数据-经验”与人类经验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探讨。

数字技术的强大效能的确带来了人文研究的明显改进，比如文本的数字化、数字文本的可视化、数据检索和模式化。其中，文本的数字化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把典籍数字化之外，还有对破损之物的数字化。“破损”主要是指材料由于年代久远而自然损坏，比如纸张破损、文字变得模糊。对于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来说，破损之物的价值可能会超过现有的完整之物。新的成像技术可以做到在不损坏原物的情况下虚拟显示原物的内容，甚至可以做到数字修复。这样的强大功能使得数字技术成为一种称手的工具。比如要保存容易损毁的纸质古籍，可将其扫描转成数字文档；还可以让文物变“活”，将其虚拟化之后制成符合时代特征的形式。

与这种实践效能形成鲜明的比对的是，关于数字人文的理论反思却异常滞后。很显然，宏观性的批判理论,如海德格尔、艾吕尔式的批判并不能直接抓住到底何种东西扰动了人文研究者的敏感神经，反而让宏大的批判理论持有者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部分人文主义者着迷于这种技术手段？当前的情况是，缺乏足够有力的范畴来理解当前盛行的数字人文实践。也许数字人文学者正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在技术专家看来，这一领域无疑是一个新的技术应用的场所，他们也渴望进入其中。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国内外很多数字人文研讨会都有技术专家的介入，尽管是初次碰撞，但是难掩各自的喜悦和收获。而在传统人文学者眼中，这种尝试对于现有的人文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们的矛盾心态——徘徊游疑，产生出一种抵抗力。当然这种抵抗是指向技术对于人文的“入侵”。

这种态势最终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盛行，即围绕数字人文的方法特性，在保守的人文研究者与数字人文研究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对于前者而言，数字技术只能表现为技术方法，而不能变成其他。这种态度中隐含着一种对技术危机的担忧与对人类自由的捍卫。这倒也符合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观念，欧洲科学的危机恰恰是作为方法的科学成为事实本身。只是相比之下，保守的人文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而在数字人文研究者看来，这种观念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数字技术已经显现出超越技术方法的内涵，具有了“新工具”的特性。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数字人文只能表现为技术方法”，可以称作是数字人文领域中的技术工具论观念。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增强现实等技术与传统人文学科产生碰撞的结果，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对这种理解不加反思地接受使得数字人文自身的整体意蕴被遮蔽，所以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考察。

数字技术对于人文研究而言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新工具？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新工具”并非是一个拍脑袋的概念，而是有着思想史背景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撰写了一部著作，内容是关于研究自然的指导原则，后来以《新工具》为名出版，在导言末尾培根提出了“解释自然”的两种道路。“钻研和发现真理，有亦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理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这一说法有三重意思需要我们注意到：（1）解释自然是科学最高的理论任务；（2）感官与感官认识是新工具的开端；（3）科学成就即经过上升最后抵达概念和原理。在培根所在的那个时期，解释自然并非从感官认识开始，而是从宗教神学的文本入手，要抵达的真理之地是上帝。所以对于培根来说，“新”的意义是从文本理性到感官认识的转变。而“感官认识”在整个中世纪哲学中是被看作被抛弃的功能，无益于真理的获得。

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已经确定无疑了，但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呢？对比来看，它的“新”已经不再是培根意义上的“新”了，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为技术本质之新。数字技术在人类技术史上是一种完全新的形式，它基于计算机技术而成，在模拟本质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所以它不仅是技术自身的新，在技术之本质上也是全新的。

其次在于构建对象的方式之新。在满足人类之需求上，数字技术的效能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直接提升行为的效能。挖掘机、盾构这样的大型机器装置可以让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然而0、1所构成的数字对象、数字体验却无从产生直接的效率。最初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符号、图像显得是那么孤立存在。但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技术物品会单独存在。“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数字对象的种类遵循着模拟现实的路径在不停地增强、变多——元宇宙的生成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组合成一个充满关联的技术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开始生成新的虚拟对象。

第三，作为研究方法呈现出了文本的新的关联形式。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能够揭示出文本非直观形式的对象关联，让研究者可以得出新的结论。以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为例，面对“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感性直觉告诉我们，这本书似乎是从时间性角度阐述技术，技术是理所当然的主题，这一结论同时也可以得到理性上的验证。熟悉斯蒂格勒的学者都知道，他的哲学创作的源头文本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而对于斯蒂格勒来说，他对技术感兴趣，借助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来认识技术显得非常合理。然而，如果对这个文本进行词频统计，“记忆”出现的频率竟然超过了“技术”。新的结论是，主题变成了“记忆”——斯蒂格勒的思想之中隐藏着一条“记忆之绳”。而且，第三记忆不仅是一根体现在不同阶段文本的线索，更是一条隐隐变得明显的大绳，并且这个主题的意义还在于能够让我们找到对抗这个时代的武器。这个结论甚至可以从斯蒂格勒的另一思想源头那里得到解释验证。当我们触及其写作的拐杖——安德烈.勒瓦鲁-古汉（Andre Leroi-Gourhan），一切都变得容易理解了。正如许煜指出的，古汉的技术思想主要是强调记忆的外化（exteriorization）和器官的解放。接受古汉的分析的结果之一，是“记忆”成了《技术与时间》整部著作的隐性主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例证。可以想见，如使用更强大的搜索对比工具对文本进行分析、重构，那么颠覆传统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不可能。当然，还需要能够找到理性的确证，否则由数字技术呈现的对象关联形式以及新的观点难以立足。

第四，数字技术可能构筑出一个新的本体类型。第三点提及的技术应用只是揭示了现成文本中的概念、语词之间的关联及其模式特征，数字技术构建而出的数字世界却会成为新的对象类型。它并非自然对象，虚拟的数字苹果似乎将原本统一的自然对象的属性加以分离。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这个苹果变得有香味、可触摸、可见，但是却不能吃，无法从其获得自然物给予人类有机体的营养成分。这些属性的获得并非是同时性的，也是经过时间叠加的结果，毕竟技术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使得虚拟对象也具有了自然对象的时间性特征。只是在更远的未来，这种时间性也变得不再必要，而这对于自然对象来说却是根本之物。此外，它与自然对象之间的模拟关系也只是低级形式的表现。在高级形式之中，数字对象超越了经验限制，显示出想象的所指。全新的数字对象被构建出来。对自然的虚拟模拟抵达了其界限，我们将进入一个非自然的对象建构之中。

以上的分析简要说明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工具存在的可能性。它并非培根意义上的新，也并非获得概念和命题意义上的新，而是技术本质意义上的新，能够揭示出文本对象新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给予本体类型的新。在知识领域中，行为赋义对象，而对数字对象而言，数字赋能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意义的获得，而是能动性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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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数字人文研究”2022年2月21日发布的文章《数字人文的方法理解及其反思》，已获授权。参考文献格式：杨庆峰.数字人文的方法理解及其反思[J].数字人文研究，2021(4)：3-10. 全文PDF已在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