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展示空间，可以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弘扬。近年来，作为以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一类非遗保护利用设施，非遗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并且逐步形成了以“非遗馆”命名这类非遗专题展示空间的共识。本文将从非遗馆的建设背景与主要形态、定位与发展方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策展中的创新趋势等方面，对我国非遗馆建设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展望。

从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到各省相继出台的《非遗保护条例》，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公共文化设施”等类似称谓，明确了国内法律法规层面对设立非遗展示空间的导向。

国际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三条专门提到了要提供非遗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此外，专门针对文化遗产展示的国际宪章《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中强调了文化遗产传播推广、交流展示的重要性，也在原则中明确要求重视对无形文化遗产部分的阐释与展示。

近两年来，国家非遗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非遗展示空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2017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成立了传播处，协调推进非遗专题博物馆等的建设工作。同年12月，首期非遗策展高级研修班举办，旨在培养专业非遗策展队伍，提高非遗展示水平。

国内省、市、县三级非遗专题博物馆正处于兴建的井喷期，并且逐步形成了以“非遗馆”命名这类非遗专题展示空间的共识。据了解，浙江省早在2014年就提出要建构包括非遗馆在内的文化“四馆”，当时101个市县已建成443座非遗馆,并希望通过5至10年的建设，争取每个市县都有一个综合性非遗馆，每个乡镇都有一个专题非遗馆。据不完全统计，安徽省现有非遗类博物馆场所313个，甘肃省已建成非遗博览馆87个；到2020年，湖北省30%的市县要建非遗展示馆。这些非遗馆主要以一定地域，一个或多个非遗门类，一种或多种非遗项目资源以及孕育这些传统文化形态的地域人文历史与风土人情背景为内容主体。其中，地区综合性非遗馆通常会全面展示该区域非遗资源主要门类和代表性项目，有的还兼顾传承与保护非遗的相关人类活动的展示。

本文还浏览了近一年“百度指数”中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求图谱，了解公众与非遗相关的搜索行为中是否包含与非遗展示相关的搜索需求。其中，2017年10月30日-11月05日的需求图谱中出现了呈现搜索上升趋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一词，具体如图所示。可见，非遗专题博物馆已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热词。

“百度指数”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17年10月30日-11月05日的需求图谱

基于当前非遗馆建构的空间基础以及展示内容即非遗门类的涉及情况，可以大致归纳非遗馆的几种馆室形态：

以文物建筑为载体

此类非遗馆直接以寺庙、宅第、民居等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作为展示场馆，以非遗相关的制成品、工具等实物展陈为主。非遗作为展示的一部分，与建成遗产、文物陈设等共同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历史文化再现空间。国内利用单个或成片历史建筑建立的非遗馆有：福建省非遗博览苑、长沙市非遗展示馆等。历史建筑及周边环境的时间跨度感，营造非遗展示的传统氛围和怀旧气息；非遗展品包涵的地域风情与生活质感，提升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气息。但这类展示空间也受到文物建筑开放使用建设最小干预原则的限制，因而存在着真人展演、虚拟展示所需活动空间、设施设备的限定，在科技手段引进、体验环境营造等方面也受到多种制约。

长沙市非遗展示馆

以现代公共文化设施为载体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遗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等共同构成该地区文化地标，以融合了地域特色和传统设计元素的现代建筑为场馆，通常以当代文化艺术类展览展陈为主要形态。其外部与内部设计能给予参观者惊喜与舒适，给予展示内容更多的空间与张力。国内已建成的这类非遗馆有：贵州省非遗博览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如何在这类展示空间中突出非遗馆展示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亟待基于维系非遗活态传承这一根本目的，形成与文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不同的策展理念与展陈设计模式。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以旅游景区为载体

非遗馆以旅游景区、街区中的原有旧建筑或新建建筑作为场馆，建筑外观与景区、街区整体风格一致，以该地非遗制成品代表作的陈列与非遗产品售卖相结合为主要形态。这一类型中也包括了新建的非遗主题公园和民族园、民俗村类旅游景点，如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宁波非遗保护展示中心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中提到，要科学利用非遗展示馆等文化场所开展文化、文物旅游。可以说，非遗馆也是全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门类，也是“旅游吸引物”，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可以促进非遗当代价值的实现；同时，绝大多数遗产项目应当开放共享，通过提供适当的展示、体验等，促进文化交流、形成文化认同，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文化多样性的魅力。

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

行业或单项非遗专题馆

无论是传统表演艺术，还是传统工艺技艺，历史文化背景是其价值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在其传习场所建构了一个本行业、本技艺的展示空间，有的隶属历史街区整体规划，有的是出于老字号等企业文化宣传的需要。例如，位于杭州市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国刀剪剑、扇业、伞业等行业博物馆。

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又如，有的传统工艺作坊由“前店后厂”发展为体验经济形态的工业旅游目的地，兼具制、展、售等多种功能，专门开辟空间将历史渊源、传承谱系、代表作品等予以展示，开辟线路供参观者观览生产制作过程，从而达到促进传统延续、推崇手艺专研的正向教育目的。例如，以山西老陈醋为主题的东湖醋园等。

东湖醋园

非遗馆的定位取决于我们期望它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比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就认为，文化遗产展示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意识和增进理解。基于此目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应定位于：鲜活呈现当地文化从而弘扬地域文化认同、立体索引当地资源从而充当非遗导览中枢、发挥实体机构作用组织开展传习实践等三个方面。

当代，博物馆在地区文化传承与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区，博物馆已经成为该地文化景观中的主导要素，为人们提供了某一特定空间或时间坐标之下单向度或多向度延伸的信息、体验、思考与想象的空间。以在地传统文化事项与艺术表现形式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建构“非遗馆”这样的博物馆形态文化景观，在传承与传播两个维度共同促进非遗生命力的保护，记录、阐述和弘扬一种基本的地方文化认同。

类似于大部头书籍的序言与索引、大型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心和导览服务，一定地理范围、文化区域、行政区划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展示空间，告诉人们这块土地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呈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智慧和审美取向。这种展示既抽象又具体，既期望通过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审美图案和视听碎片，在观者脑海中拼成一个地域文化印象，又期望有助于观者按图索骥，找到与自己趣味相投的非遗内容，导向与当地非遗更为深入的接触。

非遗馆与博物馆相比，更为强调社区参与和社会教育，因而非遗馆并不完全是博物展览类文化设施。它还包括传统戏曲表演场所、传统技艺手工坊，甚至是传统节日仪式的周期性外场活动空间。即使是室内场所，也要考虑设置更多传习活动空间，实现多样的社会实践功能。

基于上述功能定位，非遗馆可以存在两种主要形态，一是博物馆形态，二是文化中心形态。博物馆形态的非遗馆可以找到许多溯源形态，包括：民俗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以及在国外具有一定相通性的生态博物馆和露天博物馆。而文化中心形态的非遗馆又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侧重，包括：体验中心、传习中心等。

本文认为，现阶段非遗馆可实践的模式包括有：基于解读与导览功能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基于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兼具展示与实践功能的传习中心等四种类型。

基于解读与导览功能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

该类型非遗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通常不再以收集、保管和展示实体藏品为核心，而以传播非遗价值的专业机构自居，更为强调其信息与知识传播功能。旨在解读遗产，但又不仅限于展示和阐释遗产项目本身，通常还定位于连接地区文化、历史及相关自然景观；展示方式趋向于人性化和互动性，经常使用场景式陈列和多媒体手段，促进人们开启探索之旅，实现智力、情感与遗产的连结。

当这类遗产阐释空间建在旅游景区内，就可能以景区游客中心、展示中心或文化展示型景点的面貌示人，通常会使用数字化等展示传播手段，以提高公众对遗产的兴趣和理解，同时实现导览功能的最大化。

基于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起源于1971年的法国，是“新博物馆运动”倡导的博物馆形态之一。勒内·里瓦德1988年提出的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简洁对比公式，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理解生态博物馆：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此外，还可将这类博物馆形态追溯到20世纪初，北欧国家保护乡土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是以一个特色文化乡村为核心，将其视为一个活态的天然生态博物馆。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它的文化节日、集市贸易、婚丧嫁娶、民居民宅、表演游戏、影舞弹唱、玩具器物等各种有形与无形文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都是其文化的一部分，借以吸引外来游客，发展一地的旅游经济。实际上，目前在欧洲较为多见的露天博物馆（Open-air Museum）就呈现为这类博物馆形态，比如，挪威民俗博物馆、瑞士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等。国内，生态博物馆主要存在于民族地区，如贵州、云南、内蒙古等，以较偏远地区村落为主体；还有一类是总分馆型的生态博物馆，比如浙江省安吉县，在全县范围内建设若干乡村非遗馆，据了解，2014年时已建成乡村非遗馆35个。在其总馆安吉生态博物馆中，参观者可以通过总分馆地图、分馆精华场景及介绍等，以索引的方式展开县域各类非遗馆、博物馆、展示馆的导览。

首先，生态博物馆强调在原生地保护与展示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这与非遗保护中强调传承人生产生活原生环境，原料产地，制成品产销链，师徒、父子传承的自然状态与社会舆论环境，当地人文环境等的重要性不谋而合。其次，生态博物馆强调社区参与。较之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持有人以及当地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更为清晰的主导地位，这与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立场也恰好匹配。社区参与可用于维护原生传承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和自主发展权，基于较高认知与情感认同的人们通常是最有可能延续该项无形文化的主力人群。有学者就认为，生态博物馆创造了一个博物馆与社会的新关系。第三，在生态博物馆中，参观者看到的是该地域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或为外来者准备的演示场景，并可获得一些参与性体验。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形态可以不脱离自然与人文环境展示非遗，非遗也更适合在“活的”生产生活民俗中进行展示，并可作为其中的核心展项。

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

上世纪中叶，科技馆的先驱奥本海姆把展示科学和技术的博物馆称为“探索馆”，因为科技需要参观者亲身参与和动手操作。实际上，非遗不仅包括文化与艺术，还包含了科学与技术，特别是传统工艺技艺、传统中医药等项目之中包含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先人智慧和实践经验，这些内容的解读与理解要依靠探索性体验。因而，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符合这一实际需求。

非遗专题体验中心可包括手工艺体验馆、数字虚拟体验馆、剧场空间为主的传统表演艺术中心等不同形态。在体验馆中，无论是实物供手工操作还是数字设备供虚拟体验，都被设定为选项，选择方是参观者，这也体现了参观者主导的展示空间发展趋势。国内，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可能是第一家完全意义上的体验馆，每一个传统手工艺门类都不是单一的制成品展示或者售卖，参观者可以看到手艺人的现场制作过程，还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门类坐下来进行体验并得到指导。这些体验项目普遍收费不高，根据用到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成本收费，有个别无原材料成本的体验环节是免费的，参观体验馆本身也是免费的。

杭州手工艺活态馆体验课程介绍

兼具展示与实践功能的传习中心

越来越多的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传习所建构起了一个兼具文化展示与传习实践功能的实体空间。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项目还建立起了非遗专题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等，促进这一非遗门类在特定地区的弘扬与传承。

与博物馆类型相比，文化中心类型更倾向于营造实践活动所需的实体空间，同时又兼顾非遗专题展览、相关实物及文献资料的保管等必备空间。尤其在国外，文化中心呈现出更能迎合大众需求的面貌，因而，一些实际功能等同于博物馆的机构也以“文化中心”等来命名。比如，英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文化中心均是如此。国内，近年来出现的“城市会客厅”，实际上也是具有文化艺术普及、地方特色体验功能的公共空间，也在发挥展示地方非遗资源的功能。

1870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章程中写到：“创建博物馆旨在鼓励和推动艺术的研究，以及将艺术应用到制造业和实际生活，为公众提供教育和娱乐。”由此可见，基于馆藏主体进行跨界性、生活化开发，这种思维在一百多年前已然萌生，与当下“非遗回归生活”等实践不谋而合；其次，展陈理念与方式的推陈出新就是在迎合现代人的文化消费习惯，甚至通过隐匿教育者角色来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第三，对娱乐的忽视与博物馆的人本化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娱乐与教育的功能同等重要。

图片来源：Museum GIFs

因而，非遗馆既要符合实体展示基本通则，又不应陷入传统展陈思维定势，要体现非遗的活态性、人本性等特征，与“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相一致。具体来说，有下面三个关键性问题：

传习与展示的合二为一

当展示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越来越多的非遗馆和非遗展览试图摆脱“物的博览”这一展陈模式，期望展示内容与方式能够体现活态性。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将传习实践引入展示空间，或将传习场所提升至兼具展示功能。将传习与展示合二为一使得参观行为更为接近真实、活态的传承，更加具有公开透明的观览氛围。

中国黄酒博物馆的酒窖

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从业者处于被观看的状态，原有秩序可能被打扰。其次，有时展示效果并不理想。类似于旧厂房中的工业遗址博物馆，工艺技艺类非遗项目的工作环境并不像表演类、节庆类非遗项目那样“光鲜”；制作过程通常是冗长而琐碎的，对于参观者而言观赏性比较差；生产工序可能缺乏吸引眼球的亮点展项，没有表演或节庆类非遗项目类似于舞台的聚焦点。第三，非遗馆不能一厢情愿地组织传承人及技艺持有者进场设立工作室，还需要考虑这类空间是否符合这一项目日常生产生活及商业往来的基本要求，还需要依据不同项目的发展状况考虑场所管理、运营等具体问题。

现场展演引入展示空间

在非遗展示中，人们直接想到的另一种动态展示解决方案就是人的现场表演。从特定角度来看，传统博物馆与表演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圣地范式”使得博物馆具备了“仪式感”，比如外观深受教堂、宫殿以及庙宇建筑的影响，也使其“表演性”得到增强。

南京博物院老茶馆

那么，现场展演是否可以长期入驻展示空间？实际上，对于一些传统表演类非遗项目，演出持续拥有观众、表演者保持稳定收入是项目本身维系生命力的现实需要。因而，利用展示空间扶持项目生存、营造传承环境，同时又可满足人们文化体验式的观览需求，这种特殊的展示方式就是一举多得的。但要注意一个前提条件：展示场所状况能够维系项目传承、展示与商业的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展示场所是否具有稳定的人流以及经济社会效益作为支撑。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对比研究：

（1）非遗馆位于旅游观光区域或人口密集地段，传承人或技艺持有人现场表演能够达到稳定人流观看或稳定增收的目的，那么就可以长期驻场。其中的一种模式就是前文所述的传习与展示合一，一定程度上还解决了某些项目和传承人经济方面的困境。

（2）非遗展示场所位于非旅游观光区域或非人口密集地段，那么，传承人或技艺持有人只能进行临时性的现场表演或展示，适宜采取与节假日相结合、预约性活动等方式来集聚人气、进行展演。

美国博物馆教育领域的泰斗肯特先生在100多年前做过一个博物馆参观者分析，概括起来，当时参观者包括以下几类人：一、有闲暇时间的人；二、渴望学习的人；三、同行以及有实用目的的人；四、带着硬性参观任务前来的人。实际上，第二类和第三类人与博物馆之间具有自发和持续的关联，而把第一类和第四类人吸引进入博物馆、持续关注博物馆是关键，并且这两类人的数量更大。因而，非遗馆策展要遵循通俗原则，基于普通人的视角进行设计，以达到吸引更多参观者持续关注的目的。

首先，对遗产的解读语言应设定为面向无专业基础、无特定兴趣的普通参观者。“通俗原则”比“完整原则”更为重要。展览文字介绍如果喋喋不休、长篇累牍、字词生僻（不加解释与注音），即使文化内涵丰富也无法留住参观者的目光。与此相反，在不造成歧异的情况下，尽量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使用大众熟悉易懂且节奏轻快的语言风格，反而能使观众对展览主题、展项内容产生兴趣，愿意深入了解来龙去脉。

湘西非遗馆的土家族梯玛歌展项

其次，展项的介绍文字、信息媒介的交互对话都应当严格遵守“字数限制原则”。在展示传播行为中，直观的信息传达与深层次的知识传播并不能同步实现。如果参观者对展项产生深度学习的需求，建议通过附加交互媒介、网络接入等方式衍生获取知识性、研究性信息。

第三，通俗的展线框架十分重要。普通参观者对基于学术研究等策划的硬性框架并不敏感，甚至对在其一般认知范围外的展线框架是有天然的抵触情绪的，通常会采取自动忽略的方式应对，甚至产生反感，认为这是强加的信息负担。

同样是展示空间，商业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商业售卖的尺度，展示与售卖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博物馆、公共展览的某种底线。比如说，展品的经济价值通常是不被告知的，否则博物馆的公立性与权威性会被过度的商业性所打破。在各类非遗馆中，具有商业背景的行业馆、单项馆也需要保持一种公共展示空间的姿态，如果商业性变强，则导向了展会形态，甚至是包装成博物馆的营销机构。

与此同时，非遗馆也需要提供参观者商业售卖体验。在参观者需求导向被越来越重视的当代，纪念品商店成为了参观者与博物馆互动的一种主要方式。也就是说，参观者进入非遗馆后，自发地产生基于纪念价值、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购买性行为需求，因而，非遗馆提供参观者的一类体验就是非遗项目制成品及衍生产品的售卖。从文化旅游的视角，美国学者瓦伦·史密斯提出的四重框架理论正是对工艺品需求现实存在的佐证，他认为可以用“4H”——栖息地（Habitat）、遗产（Heritage）、历史（History）和工艺品（Handicrafts）来概括遗产旅游的核心资源。

因而，不必盲目地排斥商业售卖行为，而应着手研究非遗馆中商业售卖的尺度问题。比如，传统博物馆主要售卖纪念品、文物文创产品，设置纪念品专区是传统博物馆的通用做法，但是，非遗馆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工艺技艺类非遗项目制成品通常都可出售，加上文创衍生产品，可售卖的商品数量、种类、形态等与传统博物馆商品的涉猎范围差别较大；另一方面，许多产品的主要用途是生活日用，涉及衣食赏玩方方面面，与博物馆商品主要用于审美、纪念的功能定位也差别迥异。因而，如果以专区、定期市集空间等形式进行售卖，售卖空间的功能分区、空间设计等都应与博物馆纪念品商店不同。

德国汉堡的集市

对于许多非遗项目来说，制成品的售卖就是促进传承的直接方式，因而非遗馆要在购买体验的提升方面不断创新，发挥促进传承的功能。在展厅中投放商业售卖的信息，不能沦为直接粗放的“推销”，而应转化为一种基于用户体验的新型服务，通过创意设计、互联网衍生等方式调和非遗展项本身具有的商品性问题。例如，可在展线中加入非遗产品或衍生纪念品可售标识系统，不打扰参观感受的同时，给予参观者可体验的选项；又如，在手持导览设备、自带设备中提供相关售卖信息，通过二维码链接到网店或相关商品推介页面；还可研究特定形态的自动售卖机在展线中运用的可行性，比如，玩具彩蛋自动售卖机在公共空间和娱乐公园中很普及，而一些体积较小的民间工艺品也可做成自动售卖的彩蛋，在非遗馆中投放。当然，这一切商业售卖的介入，都建立在适度的基础上。

当代，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展陈方式不断更新，策展与设计中的一些趋势同样也适用于非遗馆的创新。在参观者需求导向之上，许多既有意义又聚人气的创新方式都可在非遗馆中进行实践，并且这些创新并不局限于展陈方式，也包括了各类普及推广形式与社会实践活动。本文认为，儿童视角与年轻人需求、可视化与媒体叙事、多感官体验与交互场景、创意赋能与网络衍生等都是非遗馆可实践的革新方向。

带给儿童快乐和成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态与思维特点决定了它在面向青少年的游艺交互领域的巨大潜力。可以说，非遗里面有丰富的民间生产生活，是体验传统生活的载体；有梦幻的神话故事形象，是体验中国式科幻的载体；有质朴的传统价值观，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因而，如果面向儿童搭建一个非遗体验展示机构，它就应该是交互体验式的，类似于科技馆、电影博物馆，在吸引大众、吸引青少年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

美国第一座儿童博物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馆长就提出：孩子们必须感觉到整个展陈布置都是为他们而设计的，他们是受欢迎的参观者而不是侵入者。国内外许多儿童博物馆、体验馆中设计有丰富多样的儿童体验类项目，许多项目旨在探索科学原理、技术奥秘，普及自然知识、安全常识，有一些项目也涉及到了文化艺术、本土知识，运用了一些传统玩具、工具。

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

实际上，如果非遗馆能够开辟专门的儿童体验空间，那么，许多非遗项目都能找到用武之地，转换为儿童喜爱的亲身体验项目，比如，吉林省国家级非遗项目朝鲜族跳板、秋千，湖南省国家级非遗项目湘西赶秋，这两个项目中都涉及到了秋千这个游戏道具，它可以被设计成互动体验的展项。

苗族赶秋的打八人秋

此外，面向青少年，交互体验的重要方式就是网络游戏。据英国文化部统计，2007年，只有35%的青少年参观过一个博物馆。因而，英国遗产基金会推出“让电脑游戏吸引青少年走入博物馆”活动，设计的电脑游戏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为目标，借助一个经典神话，使用3D效果，使人极富真实感地参观当地文化遗产，在网络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点击率达到上百万次。非遗馆也应适时在网络平台和实体空间推出这类吸引青少年参与的虚拟游戏，通过青少年喜爱的经典IP人设、背景、情节等增加内容吸引力，并且不局限于网游，更多运用VR、AR等新科技实现的虚拟或“实体+虚拟”场景式游戏体验，可让青少年被首度吸引入馆后，还能持续关注和参与非遗馆活动。

让年轻人爱上学习

无论是非遗馆的实体空间，还是相关网络平台，都应考虑年轻人的文化消费习惯；实体空间展陈也是展示信息传播的过程，因而无论展示的是传统还是现代内容，都应注重运用当代信息传播的特定规律。例如，美国国立建筑博物馆推出的“白色海洋”夏季特展，就采用了大型体验性装置艺术的方式，让参观者完全沉浸其中直观感受艺术；又如，表情包征集、短视频社交、互动直播等虚拟活动方式已然在城市、景区、博物馆的推广中显现出惊人的效果，对这些新媒体传播方式的运用也可帮助非遗馆获得网红效应，吸引年轻人眼球。

在实体场所，“入门式体验”是让年轻人萌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比如，一个传统地方戏曲表演的场所。为了吸引年轻人和青少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提供给初次接触这门传统艺术门类的人一个”入门式的体验”，当然，它不是道理说教、知识普及型的，而是了解这门艺术精髓的人和懂得如何与年轻人和青少年有效交流的展览设计师、影视编导、动画设计师和交互媒体设计师等，用现代传播方式阐释遗产的魅力。体验之后，其中爱好表演的年轻人可能会关注这一表演门类，甚至加入其中；有的年轻人并不太希望自己也来参与，但是留有了这一体验的印象，就比其他没有体验的年轻人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

香港粤剧教育及资讯中心

中国人经常用“真善美”来描述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我们在文化艺术类展览中也期望传递这样的信息。但是，那是在参观者开始并持续接收展示内容信息之后可能获得的更高层次的传播效果，是在视觉或者其他感官刺激形成“关注”这一入门步骤之后发生的。因而在策展中要充分遵循从“文本文化”向“图形文化”发展的传播趋势。首先是在展线设计中充分考虑视觉关注点的合理分布。例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泥塑展厅内，瞪圆眼、举大刀的钟馗往往是参观者在此展厅驻足时间最长的展品，这即是图形文化与人类视觉关注点之间的规律性关联的例证。

其次是在非遗展示中运用可视化的影像叙事。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下属国际视听新科技委员会（AVICOM）主席亚诺什•塔里认为：影视，作为一种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他介绍，在匈牙利，人们日常实践中的活态传统已被文件化、展示化和数字化。为响应数字和社会媒体的快速发展，便于博物馆间对话和实践模式的重塑，匈牙利民族博物馆已启动影片收集工作，并成为其民族辞典体系形成的始发点。纪录片，是国内外文化遗产领域影像叙事的主要实现方式。实际上，在人类学学科建构中就有影视人类学这一方向。通过纪录片等影像语言实现保存与传播，其传情达意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第三是重视各类媒体文件，将其与非遗馆藏品同等对待。媒体文件（Media File）包括音频、视频、图像、动画、3D模型等。在《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中，着重提及了“博物馆开始利用一切机会采集高质量媒体文本（Media documentation）” 这一点。非遗馆与其他博物馆一样，特色是其保存的内容和对内容的解读，其中就包括了各类媒体文件，参观者希望从中轻松地获取准确而有趣的信息。因而，非遗馆应当将各类媒体文件的采集、制作、保存和展示视为其传播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富媒体”视为馆藏中的宝贵资产，而不再是将这些视频、音频和动画定位于解说词的补充。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代，实体展示空间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存在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迫使各类博物馆不断深化设计、提升展陈，继而发挥出实体空间在多感官体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实体和虚拟的场景还原来把参观者带到过去，通过多媒体、增强现实等各类科技手段的应用呈现的“数字公园”来把参观者带到未来。

多感官体验

视觉刺激很重要，听觉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花园。在2002年的一场展览“来自非洲的艺术：行色匆匆”（“Art from Africa: Long Steps Never Broke a Back”），通过革新的听觉引导创造了一种直接的感觉。当参观者进入美术馆，他们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标签或墙壁文本——仅仅是听觉引导而已。并且，不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博物馆解说词，而是以长者、学者的口吻转述故事与谚语。这一实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类可借鉴的展示方式，口头讲述的运用可以突破原有框架模式的限制，并且在非遗资源中不乏鲜明、诱人的口头表达艺术形态可供实践。传统展览普遍不够重视声音在展览信息传播与参观者感官体验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传统音乐、曲艺等听觉体验为主的非遗项目，以及类似于马街书会这样场景音频特色鲜明的非遗项目，都可尝试设计音频展示的重点展项。

交互体验

就展览的交互体验而言，主要包括：信息媒介交互体验、实体进程亲身体验、“虚拟+现实”场景体验三大类。

1. 信息媒介交互体验

在当代展览中应用最多，以不同的技术媒介和界面设计呈现在展线之中，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现代展陈理念。例如：杭州的刀剪剑博物馆的展线中有丰富的信息交互设备提供给参观者进一步了解展示内容，比如与造剑相关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都有简短的动画视频等供选择观看。

2. 实体进程亲身体验

由于非遗中口头表达、手工操作与身体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实体进程亲身体验尤为重要。我们在设计非遗展示空间时，可以根据展示对象的工艺流程来串联展线，或充当潜在的展线，也就是说，参观路线即是工艺技艺制作流程抑或节庆仪式进程，让体验过程自然而然地发生。对于非遗展示而言，让参观者体验什么最刺激？已有案例实践说明，设计者们普遍认为婚姻礼俗是最刺激的。实际上，这类过渡礼仪还有很多，不必一窝蜂上马“婚俗”。比如，人生过渡礼仪中的成年礼，年历通过仪式中的各类地方传统节日庆典，空间过渡礼仪中的入寨门、入城式甚至走桥等，还有身份过渡礼仪，比如命名仪式、资格授予仪式等，都是或大或小的生命体验，可吸引人们体验一番。

3.“虚拟+现实”场景体验

“虚拟+现实”的场景体验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技术创新是一方面，符合保护理念的巧妙设计是该类体验成功的关键。近年来，传统工艺振兴如火如荼，而针对传统工艺方面的策展，一种思路就是将传统工艺制成品置于历史的或艺术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展示。在此基础上，如果灵活运用一些多媒体技术、艺术设计手段，就可实现“虚拟+现实”的场景体验。

展陈设计已然成为一项横跨视觉传达、环境艺术、多媒体艺术、交互设计等多个学科方向的综合性设计项目，需要依赖于平面、空间、动态、虚拟等多个维度的创意为展示效果赋能。比如，同一展示内容（比如：一幅剪纸）在更多艺术表现形式与媒介中（比如，立体的装置、演述的动画、衍生的音乐等）灵活呈现、切换，就越具有有效传播所需的创意，越能收到好的展示效果。

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展示传播，而对这些新理念的合理运用，就成为了展陈创意的一类来源。比如，人格化传播在展陈策划中的应用。2017年故宫推出的《我的家在紫禁城》展览，就是人格化传播理念在策展中的一次成功应用，通过展览对话角色的转变，将清朝历代皇帝等紫禁城原先居住的人设计为与参观者“对话”的角色，并充分利用动漫人物形象、动画解说短片等形式，创新展示故宫人文历史的同时也拉近了故宫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有学者的观点恰好印证了这一趋势：在新媒体时代，参观者从传统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了知识传播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这种变化不仅使公众获得了全新的参观体验，也增进了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更好地建立起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感和忠诚感。此外，还要考虑当代新兴的一些文化展示方式在非遗馆中的应用。比如，传统表演类非遗项目等动态艺术如何在相对静态的非遗馆中得到创新展示？精心策划的快闪形态表演或许能让参观者获取不期而至的“创意+”惊喜。

从实体展示中的信息传播，到虚拟展示中的信息传播，再衍生到通过各类媒介进行的非遗资源与信息的传播，实体馆内各类资源建立起从实体展示空间到网络传播环境的密切关联和有效协同，是目前博物馆创新发展的一个焦点。参观者个人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逐渐成为了机构将传播行为从实体空间无缝连接到互联网络的主要渠道，自带移动设备连接着博物馆的内部和外部知识与信息传播。人们越来越希望随时随地利用社交网络进行联络、学习和工作，随时随地查询地址路线，背景信息和问题答案。在参观者主动与实体空间中各类展品、信息媒介提供的二维码等关联，或在定位服务等支持下获得相应推送服务时，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新渠道就开启了。

首先，实体馆采集、制作的媒体文件等数字资源不仅用于馆内展示，而且会在流动展示、网络虚拟等多种空间、多种终端予以不同版本的传播利用。

其次，智慧博物馆的相关实践不断得到深化，尤其是实体馆与参观者（包括实体馆参观者和数字馆访问者）、参观者与参观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功能，展示资源的制作、解读、传播等各个环节将以众包等多种方式向大众开放，展示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开放和“活态”。

第三，通过二维码等方式实现衍生将变得更为广泛，参观者通过扫描二维码不仅能够获得大量免费数字资源，且可直接链接到售卖品页面等商业推介、增值服务内容。

第四，实体馆在互联网上建立的数字博物馆不再仅以发布信息和资源作为其主要功能，而越来越注重收集反馈信息、建构社群资源。

本系列推送认为，非遗馆的建设对于非遗保护有五方面作用：促进当代人对非遗的理解与欣赏、记录并传播非遗的价值内涵、尊重与倡导非遗的文化属性、培养非遗保护的公众意识及公众参与、促进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非遗馆可实践的模式包括有：基于解读与导览功能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基于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兼具展示与实践功能的传习中心等，重点要体现非遗的活态性特征、遵循展览的通俗原则、把握商业售卖的尺度，从儿童视角与年轻人需求、可视化与媒体叙事、多感官体验与交互场景、创意赋能与网络衍生等方面实现非遗馆策展的创新。

未来，非遗馆将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素养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杨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已作为专题报告选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8）》，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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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杨红

编辑 / 排版：朱颖

审核：邓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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