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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组京剧人物系列电灯泡广告吸引了多少顾客，但至少当时京剧在武汉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从中一窥。在此系列的总计51张广告中，共涉及京剧剧目16出。其中《打严嵩》、《哭祖庙》与《徐策跑城》位居榜首，各出现五次，《捉放曹》与《汾河湾》紧随其后。（全部剧目出现频次统计见下图）

自1901年汉口的天一茶园聘请上海的京剧艺人来汉演出引发热烈反响后，租界内的其他茶园纷纷效仿，汉口与京剧的缘分滥觞于此。而戏曲作为当时的大众娱乐，与电灯的缘分也已有一定的年岁。

齐如山曾回忆：“有清一代，戏院不但不准演夜戏，倘白天戏完的稍晚，也不许点灯。”但自上海开埠，19世纪60年代南京路上点亮第一盏煤气灯，去戏园观夜戏开始成为上海市民夜生活的一部分。1872年，《申报》上的一篇《戏园竹枝词》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新彩新灯新脚色，教人沿路贴招牌……银烛满筵灯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煤气灯的出现深刻影响了戏园传统的经营模式与演出环境，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电灯开始普及后，更为光亮便捷的特性使各大戏园很快成为了电灯的拥趸。

1918年，这组京剧人物电泡广告的投放者、博利安电泡的生产公司东京电气有限公司（Tokyo Electric Co., Ltd.）来华开业。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天津、北京、大连等地设立了支店与营业所，经销生产的灯泡、电料、电机等等。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公司在华各分支店所才由中国派员接收。

据“中国商业广告档案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爱如生典海平台”申报数据库的资料记载，除《汉口中西报》外，博利安电泡的广告还曾刊载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报》、《晶报》与天津的《大公报》，广告总数共计1102条。其中《申报》的刊载数量最多，占总数的近30%。而这些广告的刊登时间则主要集中于东京电气有限公司来华开业之初的1918年与1919年，每年各有近500条广告见诸报端。

相较于京剧人物系列的广告创意，博利安电泡的其他广告也大多融入了中国本土元素。从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中国男子，到短袄长裙搭高跟鞋的摩登民国女郎；从灯下穿针引线的年迈老妪，到哄孩子入睡的年轻母亲……不论是身着典型民国服饰的中国模特，还是百姓日常的生活情境，作为一款“中日合造”的商品，博利安电泡广告的入乡随俗在使读者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潜在顾客对于产品与品牌的认同感。

民国时期，进口商品在采用汉化的包装与名字外，在广告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拉近与中国读者距离的做法并不少见。1925年中秋节前夕，美国产红锡包香烟于《民国日报》刊登广告：画面中，络腮黑髯的吴刚、梦游月宫的唐明皇、仙娥簇拥的嫦娥在云雾缭绕中纷纷登场，商标旁写着应节的广告语：“节逢中秋，良宵赏月。不有佳烟，何娱雅怀。”除了传统节日的特殊营销，还有如棕榄香皂广告以西施作比近世美人，大炮台广告让宝玉向林妹妹送上香烟道：“大炮台是解闷儿的妙品”……如此种种时空交汇的广告，真如那则大炮台广告的标题所言：好一场“红楼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