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祺 刘鹏远 等
在最近的社会招聘中，我们好像还是能听到一些有些刺耳的问题——“最近5年内是否有生孩子的计划？”“你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往往只会针对女性，不会对男性提问。随着“两会”的到来，越来越多关于保障女性权益的提案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那么在语言中，是否也能体现出这种职业中的性别偏见呢？这种性别偏见又和人们的认知、时间、语言体裁、地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021年北大、北语、港理工三所高校的团队在Nature出版集团旗下《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上刊发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欢迎引用：
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指的是男性和女性从事不同职业的倾向，它是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在语言中，我们经常提到的“女人的工作”、“男人的工作”等说法，因语言中的性别类型而永久化，从而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抱负、他们进入职业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组织内的待遇和晋升。汉语作为一种无标记的语言，当性别修饰语的使用在两种性别之间不平衡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某一职业的性别标记。例如，对于“司机”这一职业，我们通常不会强调男性的“男司机”，因为我们默认“司机”就是男性从事的，这样“司机”中的男性标记就有了概括性。在语言使用中我们会反复强调的是“女司机”，因为这是一种不常见的情况，需要格外强调。综上，当一个出现“女+职业”的词频明显高于“男+职业”的词频时，这一职业就是我们社会中认为的“男性的职业”。
首先，我们根据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Holland Vocational Interest Theory）选择了63个职业并分为6个职业类别：
艺术型A（Artistic）职业偏好模糊自由的活动并在其中创造艺术作品，讨厌系统化的活动，想象力丰富，看重美的品质，如“设计师”；
社会型S（Social）职业偏好对他人进行传授培训和教导，不喜欢与实物打交道，重视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教师”；
经管型E（Enterprising）职业喜欢领导角色和冒险活动，重视政治、经济上的成就，如“法官”；
事务型C（Conventional）职业偏好对数据资料进行明确有序的整理工作，看重商业和经纪上的成就，如“邮递员”；
研究型I（Investigative）职业偏好对各种现象进行观察、推理和分析，厌恶组织领导活动，看重科学研究，如“科学家”；
技能型R（Realistic）职业偏好动手能力强和具体的任务，缺乏社交能力，擅长与物体打交道，看重具体事务的价值观，如“清洁工”。
然后，通过问卷调查了63种职业可能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由于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衡量职业的性别认知和职业术语的性别使用之间的匹配，而不是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因此采用了便利抽样法来选择参与者。参与者由244人组成（151名男性，93名女性），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之间保持平衡。参与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如Fig. 1所示。参与者的任务是决定每个职业更适合男性（5分）或女性（1分）。
Table 1显示了不同参与者群体的结果。总体而言，男性参与者和女性参与者之间对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认知没有显著差异（M=3.15，SD=0.89）。然而，被认为是“男性的职业”数量略多于“女性的职业”。男性和女性参与者之间唯一的主要区别在于四种艺术职业，即艺术家、漫画家、画家和作家。具体来说，男性组认为男性更适合这四种职业，而女性组认为女性更适合这四种职业。在不同年龄组中，30岁以上的参与者比30岁以下的参与者认为男性更适合从事这些职业。
最后，根据之前提到的“性别+职业”词频反映出的职业性别标记特性，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公式计算出语言中的职业性别优势程度GO（the extent of gender dominance of occupations）反映语言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为了和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参数。其中，TFf为“女性+职业”（如“女医生”）的词频，TFm为“男性+职业”（如“男医生”）的词频。我们计算了BCC语料库的多领域GO值。如果男性和女性词频标记是相同的，那么GO指数将等于3（即，在[1, 5 ]的中间）。如果一个职业是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该指数将大于或小于3。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GOs都大于3。皮尔逊相关分析（见Table 2）显示，问卷结果与语言中的职业性别隔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由GO计算的值可以作为语言使用中反映的职业性别隔离的有效定量度量。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基于GO调查了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体裁和区域趋势。我们的历时研究涵盖72年（1946-2018）的《人民日报》语料库。对于体裁差异，我们考察了BCC语料库的四个子语料库：文学、报纸、微博和科技。我们对区域差异的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出版的报纸（不包括港澳台）。
历时趋势。根据计算出的历时GO值。Fig. 4显示了过去70年中职业性别标记的历时分布。从Fig. 4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趋势略有下降，水平稳定，但也表现出一些逐年波动。这一结果提供了语料库证据，支持“性别刻板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的发现。GO的变化反映了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发生的社会、经济和话语转变，并可能受到这些转变的影响。
体裁趋势。Fig. 5显示了不同霍兰德职业类型的职业GO的分布。微博的值最低，文学最高，科技和报纸居中。从语言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不同体裁的职业性别标记差异与不同体裁的变化相匹配。在语言学中，保守的形式往往是在其历史上变化相对较小的，或是一种相对抵制变化的形式。人们注意到，书面语体裁的变化比口语体裁慢。换句话说，书面语往往比口语更保守，风格更固定。
区域趋势。我们计算了中国31个地区报纸的GO值。Fig. 6显示了职业性别隔离的地理分布，颜色越深，隔离程度越高。值得注意的是，性别隔离相对较低的省份通常有大量的省际移民和丰富的文化融合。然而，性别隔离程度较高的省份通常位于偏远地区，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可能表明性别隔离程度与移民规模和语言接触之间存在联系。Fig. 7显示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主要省际移民流动。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北部的省份，历史上至少经历过两次移民潮。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汉族移民开始流入满洲。这一事件被称为“闯关东”。1955年，随着国家“开发北大荒”政策的支持，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定居者，另一股有影响力的移民潮涌入黑龙江。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大量从内地向沿海省份（如广东和浙江）的国内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些移民流动导致接收地区的文化和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文化融合和语言接触可能加速了语言区域变体的发展过程；语言创新程度越高，GO值越低，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就越明显，比如黑龙江和浙江（与其他省份相比最低）。一些学者认为，移民导致的各种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了创新。至于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最高的省份，我们可以从Fig. 6中看到，它们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偏远和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被列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贵州和云南也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省份，而中国所有其他省份都以汉族为主。这些省份多年来也有汉族人口涌入，尤其是新疆；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文化特色鲜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在其语言变体中表现出更强的保守性，从而产生较高的GO值。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处于边缘位置的语言保留了大部分的古语词，而另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语言具有更多的古语特征。如果性别隔离和语言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成立，那么目前的研究结果将支持偏远地区的语言更保守的观点。地理隔离和文化隔离可能会影响区域位置，导致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
今日责编：西鱼徐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汉语堂）：汉语中的性别与职业隔离 | 重磅交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