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形态,是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单位,其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一直广受重视。中国的宗族制度传承了数千年,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影响。官僚家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构成了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基本脉络。北宋时期,由于文风的兴盛、科举受到重视,新的士人门第兴起,取代了旧有的帝国门阀,出现了像吕氏家族(吕夷简、吕蒙正等)、范氏家族(范仲淹、范纯仁等)等士人官僚世家。新的士大夫宗族与传统自北宋以降,长期影响了中国家族制度的传承与发展。这种宗族制度的变化,前人多从唐宋转型视角进行研究,如近年来尤为杰出的谭凯(Nicolas Tackett)对于晚唐门阀大家的地域流动与婚姻网络的分析等。而作为中国家族体系从中古时期的门阀世家体系向士大夫阶层的地方宗族演变的关键时期,北宋的家族网络相关研究同样非常重要。

宋代宗族研究有着深远的学术史,主要遵循历史学个案解剖的传统方式,对各个家族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如邓小南对龚氏家族的考察中,在她对迁居昆山的龚氏家族进行考察后指出,龚氏家族与昆山旧有本地家族的交游与联姻,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黄宽重在四明高氏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当地婚姻网络的参与对于家族的兴衰有着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及其立论观点主要受唐宋转型的影响,认为宋代宗族与过去门阀世家不同,是平民化的家族,强调家族的本地化与内部治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宋朝家族仍然是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的产物,并且在婚姻关系中也重视家门权力与威望。如韩明士(Robert Hymes)从抚州地区个案入手,发现北宋的抚州官僚家族有向开封集聚的趋势,却并没有过多地担负起地方精英的角色。日本学者寺地遵的研究也重点观察了政治网络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讨论了开封权门和江南士人的矛盾。

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家族天然是以地域为组织的,以“郡望”作为一个家族贵显的标志和金名片。前述个案研究也概莫能外,不管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定义,还是其社交与婚姻网的考察,都是地域性的,是从不同家族不同角度对宋朝家族进行剖析。受限于学科传统与技术条件,这些研究要么是只聚焦家族个案,要么是从若干个家族进行枚举归纳总结,虽然详实精细,但毕竟还是在解剖“麻雀”,是对有限对象的具体考察,缺乏全局性综合性的宏观总览,而定性和文字性的描述阐释也远不如复杂社会网络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表达来得全面和清晰,在宋朝家族是本地化还是中央化的问题上,更是需要空间视角的全局考察和定量分析。

近年来,数字人文正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和交叉探索的前沿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运用GIS技术、网络分析方法、量化数据库等。特别地,社会网络分析已渗透到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在历史学领域揭示了地域社会的人物群体状况,在地理学的创新网络与交通网络研究中也得到广泛运。目前,GIS技术等数字人文手段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但在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中还较为缺乏,并主要集中于政区地理和地图史领域。

本文综合运用数字人文手段,通过社会网络技术构建北宋官僚的家族网络,结合GIS技术分析其空间格局与结构,以此来定量分析其演化趋势。研究通过整理北宋官僚家族数据库,综合分析北宋家族网络的空间格局、结构及其演化趋势,从家族网络的视角剖析北宋家族权力关系,也对家族视角下的地域互动研究作一新的贡献。

北宋是中国文官家族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以北宋为研究背景也有其独特优势。北宋既是研究的地理区域也是时间区段,因从北宋建立到灭亡(960—1127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辖境相对稳定。研究定义的家族网络基于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构建,即个人的父系、母系和妻族以及子女婚姻所带来的关系群,亲属关系网络比一般的社会网络更为可靠和容易识别,数据也更为稳健和确定。

北宋士大夫官僚及其亲属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项目(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基于SQL语言查询所得。CBDB项目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建设的开放式关系型数据库,目前收集了7—19世纪约36万人物传记资料和其他关系型数据。因为其开创者和当前主持者的学术背景关系,目前CBDB最全也是最可靠的是宋史人物数据,超过5万笔记录,主要整理自《宋史》《全宋文》《宋会要辑稿》以及人物年表等其他资料。CBDB的资料均为权威和具有丰富官员活动与关系情况记载的文献史料,CBDB因而也被看作是一个高质量和高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抽样数据库。在个案研究中,已有学者分析了基于CBDB查询所得的宋代处州(今浙江丽水)官僚群体。

地理信息数据主要是存储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前者的建设工作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作展开,后者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开发。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历史地名的经纬坐标数据从这两个数据库查询得到。

利用CBDB中人物的主资料表、官员任命表、亲属关系表、地址表等,可以构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数据库。本研究的数据查询步骤是首先从官员任命表中查到960—1127年被授官的所有人物,再以其作为子查询关联到这些官员的所有亲属,最后匹配人物的姓名、地址、生卒年等。完成查询后,对数据进行清洗,因为从网络数据中查询出来的人物节点有大量的重复情况,首先对人物节点进行了去重,然后删除了明显错误(生卒年远不在宋代)、无法确定生活年代与地址的节点,最后根据节点的地址匹配了CHGIS和CCTS中的经纬坐标,构建完成研究所需要的北宋官僚家族网络数据集。数据集中还存在极少数辽朝贵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辽宋家族联系及其研究价值,暂不剔除。

整理后的数据集共有7368个人物数据,分属于255个姓,其中有明确生卒年记录的不到三千人,为了确定人物的生活年代,利用数据集中指数年字段(index year,六十岁时候的年份或者卒年)构建人物的壮年时段,即人物指数年往前推40年(古人二十岁及冠的年纪)到指数年作为其活动的年代区间。家族网络中一共有18624条关系数据,包括247种亲属关系,其中最主要是父子关系、祖孙关系和翁婿关系,分别有5837、2121、1607条,其次为兄弟、叔侄、夫妻等,基本上以三代内亲属为主,旁系和远亲记录数较少。

在网络的基本特征层面,节点最大度数为83,平均度数为1.9,网络直径为26,平均路径长度为10.1。虽然在实际构建网络中,部分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存在不生活于宋代的先祖和后代子孙,他们之间这一条边会被剔除,人物节点度数也因而变成0,会导致网络一定程度上偏向松散化;但是从这些特征指标仍然可以看出,北宋的官僚网络总体上是一个较为疏离的网络,这也符合庞大的官僚群体相互间联系的常规逻辑。网络的总体概况如图1所示,网络基于Gephi软件绘制,采用YH布局,节点直径大小表示度数大小。

图1中标注了节点度前十的节点,节点姓名及其度数依次是: 向敏中83,赵德昭66,韩亿56,曾公亮56,高琼52,韩忠彦52,曹彬48,晏殊48,钱俶46,胡宿46。这些名字熟悉宋史的人不会感到陌生,基本上是文官家族的代表人物,如向敏中、韩亿;或是开国将领,如高琼、曹彬,虽然其家族开创者为武将,但是后世繁衍也成了文官集团的组成部分;再就是宋室亲贵,如赵德昭、钱俶,前者作为宋太祖子孙极为兴盛的一支,南宋理宗度宗一系就出自其后,后者则是吴越归降的钱王家族,后代也是绵延不绝,且多为达官显要。在网络布局中也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家族之间的亲疏关系,曹彬、钱俶等因为与赵宋皇室多有联姻关系,因此位置也更为接近,曾公亮、韩忠彦、晏殊等文官家族与皇室的距离则较远。一方面这与常识和现有定性研究相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数据总体的合理性。

通过将网络可视化,可以发现北宋官僚家族网络存在一较大内部核心集群和大量外部离散的节点。利用python编程语言的networkx模块计算图中极大连通子群(即相互间都存在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的独立人物群)后,验证了直观所得结果。网络共有709个极大连通子群,最大的极大连通子群共有5228个节点,而其次的仅有82个节点。值得一提的是,排名第二的家族子群是辽朝贵族,即耶律和萧家,并未与五千多人的主体北宋家族群产生亲属联系。分析结果说明官僚家族网络虽然松散,但是在长期的联系发展中,各个家族之间也勾连出各种亲属关系,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互相联通但是内部亲疏不同的主体家族群,这个主体家族群的存在也证明了将北宋官僚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和剖析的可行性。通过极大联通子群算法发现辽朝贵族并未与北宋官僚主体发生家族联系,因此在进一步的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中将辽朝贵族节点数据剔除。

基于整理后的数据库,北宋时期255个官僚家族姓氏中,根据人物节点的多少,拥有最多人物的前十大姓氏分别是: 王、李、张、陈、刘、赵、吴、吕、周、孙,基本上与当代中国的姓氏分布类似。前十大姓氏的人物节点总数为2789个,约占总人物节点的37.85%。

在传统研究中,往往将一个县或其他地域单元的同姓看做一个家族,但是由于数据库本身的地址记录包括原籍、祖籍、当官地、死亡地等多种类型,且一个县就视作同族本身也过于笼统,因此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极大连通子群识别技术,识别出同姓条件下具有相互之间的父系亲属关系纽带的极大联通子群,即穷尽一个父系家族网中的所有人物节点以区分出各个官僚家族。并根据各个姓氏中家族内人物节点数量的多少,从0开始为家族命名,再根据家族内最常见的地址确定家族籍贯。以吴越王室钱家为例,他们是钱姓中最大的官僚家族,即被命名为“钱0”家族,他们的最常见地址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因此也可称为钱塘钱氏。而赵宋皇族,则是“赵0”家族,又可称为开封赵氏。但是开封也不可能只存在赵宋皇家这一系赵氏,因此在具体讨论中,以姓氏加数字来命名更精准,后文中也更多应用到。

通过极大联通子群算法识别出1210个家族,各个家族内部之间是相互连通的父系亲属关系。而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除了极少量的特殊关系之外(跨族过继、改姓等),基本上是以婚姻关系来维持官僚体系内的联络互动。以家族为节点、亲属关系为边(关系数为权重)构建无向网络,网络中共有177条边(家族间姻亲关系),平均加权度(家族间姻亲关系数的均值)仅为1.0,平均路径长度(所有家族间姻亲关系距离的均值)为5.1,毫无疑问是一个稀疏的家族网络。各个家族的分布和亲属(婚姻)关系网络如图2所示,节点的直径表示加权度大小,边(连线)的粗细表示边权重大小,节点位置根据经纬度确定。

在婚姻网络中,加权度和中介中心性位于前列的主要是赵0、吕0(吕蒙正家族)、胡0(胡宿家族)、王0(王审琦、王旦家族)、钱0、韩1(韩亿、韩绛家族)等家族,是整个家族网络中的权力中心。具体来看,权重最高的一条边为(常州)武进胡氏和武进李氏,前者即为前文提到的胡宿家族,后者是武进当地的一个李姓士族,两者世代通婚,边权重(姻亲关系数)达到44。其次则是赵0(皇族)与李1(李继隆家族)之间的联系,边权重为31。除此之外,排在前列的重要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还有,钱0与张1(张秉、张昭允家族)、韩1与刘0(刘式家族)、范0(范仲淹家族)和司马0(司马光家族)、王0和晁0(晁迥家族)、钱0和赵0等,不多繁叙。

从空间分布上看,家族分布较为稀疏且集中于若干区域。开封洛阳一线中原核心地区是北宋家族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其次还存在吴越(两浙路)、江西等次要中心,除了四川之外,湖广、岭南、西南等地区家族分布较少。但是各个集聚区域内部和相互之间,各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大多比较紧密,其中最为明显的即中原与吴越地区的家族婚姻网络。

基于整理后的数据库,1210个官僚家族根据其最常见的地址所在归属于393个地点。各个地点所属的家族数如图3所示。由图中可见,与家族的直接分布类似,将家族按照地域汇总后,同样是中原、吴越、福建、江西等地是最大多数的官僚家族籍贯所在。拥有官僚家族数最多的10个地点分别为: 开封、洛阳、吴县(今江苏苏州)、莆田、钱塘、仙游、闽县(今福建福州)、晋江、武进、眉山。

以官僚家族所属地址汇总后的籍贯作为节点,家族间的姻亲关系合并统计的地域间关系作为边,并以关系的条数作为边的权重,由此构建地域间的婚姻关系网络。总计共有393个地域节点,195条边,平均加权度5.1,平均路径长度为3.3。由于是将不同家族汇总为其共属的地址,相对而言地域间姻亲网络更为密集。网络如图3所示,节点的直径表示加权度大小,边(连线)的粗细表示边权重大小,节点位置根据经纬度确定。

按照籍贯汇总的地域网络比起直接的家族网络,其中心化程度更高。原先的家族网络存在的中原、吴越、江西等几个中心相对均衡,但在地域网络中,除了开封之外,虽然还有武进、钱塘、吴县、安阳等高加权度的地点,更明显突出的是首都开封与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开封作为首善之地,人才辈出,精英集聚,网络呈现出以开封为主导的中心-放射状结构。

具体来看,根据权重最高的十条边,在地域婚姻关系中,除了以开封为中心的网络联系占据主导性地位之外,各个重点地区的内部婚姻联系也非常重要,如同位于开封、武进、洛阳、元城(今河北大名)的家族间婚姻关系,也都在前十之列。更为其次的则是洛阳-雍丘(今河南杞县)、钱塘-江都(今江苏扬州)等重要地区之间的联系。

从整体上看,不管是家族间婚姻网络,还是汇总后的地域间婚姻网络,诚如前人研究所述,主要存在两个特征: 一是中央化,即与掌握中央权力的家族(大多位于开封、吴越等重要地区)之间的联系;二是本地化,即各个地区内部家族之间的通婚。而这两个特征,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动态演化的,下文中将通过宏观整体性定量方法去着手研究这一前人从个案视角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家族婚姻网络中,一个家族多大程度上是中央化还是本地化的,就是对于其联姻家族属性的考察。在本研究中,将全国(北宋)加权度最高的前十大家族视作把持中央权力、位于家族网络中枢的十大权力家族或者说“中央家族”,一个家族的婚姻联系中“中央家族”所占的比例即为此家族的中央化指数;同理,如果将家族按照所属地址汇总,一个地域的婚姻联系中高加权度的“中央”地域所占的比例即为此地域的中央化指数。此外,如果将本地的空间概念定义为方圆百里(50千米)之内,根据家族的地址计算相互间的大圆距离,一个家族的婚姻联系中本地家族所占的比例即为此家族的本地化指数。

为了研究北宋家族在中央化和本地化这两者上的趋势与演化,将研究时段进行四等分分期,约每42年为一期,时间节点分别为1002、1044、1086三个年份,恰好是澶渊之盟、庆历新政、元祐更化三个北宋历史关键性节点前后,分期具有一定合理性。如果一条婚姻关系的任一节点人物在分期中有活动(根据前文提到的人物活动年代计算),即视作这一条边在这一时期存在。由此,构建了家族间、家族汇总后的地域间动态婚姻网络关系。因为每一期的家族节点、地域节点数量不同,考虑到需要在同一水平下进行比较以及长尾的边缘节点可能会对总体结果产生偏差,在演化研究中只考虑当期的前100个家族节点和前50个地域节点(均按照加权度排序,相当于总节点数的四分之一)。

各期加权度前10高的家族节点,即“中央家族”,如表1所示。赵宋皇室在第一期是排名最高的“中央家族”,而与皇家有紧密联系,王0、李1、钱0等家族排名紧随其后。随后的几个阶段,北宋在11世纪见证了吕0、胡0、韩1、韩0(韩琦家族)等文官世家的崛起。吕0家族在北宋初期排名位列第7,但是在此后的三期中均取代赵氏成为第1。赵0、李1、钱0等皇亲贵胄相对于后起的文官家族,地位不断下降。这反映出北宋统治重文的特点,相对于皇权,士大夫政治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各期加权度前10高的地域节点,即“核心地域”,如表2所示。“核心地域”节点基本上均位于前文所述的中原、吴越、福建等家族集聚地区,总体上在北宋四个历史时期变化不大,开封始终是排名最高的地域节点,其次为洛阳、武进、钱塘、吴县,虽然洛阳和钱塘在中后期地位稍有下降,但是始终还在前8之列。从动态分析的结果来看,依然符合整体静态分析所得到的发现,北宋的家族网络在地域上是高度中心化的。

根据各个节点与“中央家族”“核心地域”节点的相对关系,计算其中央化指数,将其汇总统计得到各个时期的平均中央化指数,其线性变化如图4所示。从整体上看,北宋家族的中央化指数存在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一开始家族婚姻联系高度趋向于“中央”家族,但是在11世纪上半叶,初期的科举精英开始形成自身的文官家族,这种婚姻网络出现了去中心化的情况,平均中央化指数急剧下降,然而更之后的阶段,这些文官家族本身又开始封闭化、成为新的“中央家族”,婚姻网络的中央化指数又缓慢提高。但从最后一期的平均中央化指数低于第一期来看,由于科举的兴盛成熟和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北宋的官僚家族整体上中央化程度在降低,与“中央家族”挂钩的依赖中央权力程度在减弱。

这在以地域作为节点单元的地域婚姻网络中更为明显,各个地域的平均中央化指数在四个时期中不断下降。这既是由于家族汇总到地域后,本身节点包含的婚姻联系会更广泛,网络会更去中心化,但同样也反映出北宋家族整体的去中央化、与中央权力脱节的趋势。

根据各个节点所产生婚姻联系的家族或者地域节点的空间相对关系,计算其本地化指数,将其汇总统计得到各个时期的平均本地化指数,其线性变化如图5所示。无论是直接的家族网络还是基于地域的视角,北宋家族的本地化程度都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说明北宋的家族往往在早先阶段会致力于建立与本地家族的婚姻关系,但是其后会更倾向于跨地区地、与更遥远的家族进行婚姻,比如说中央的核心家族等。

将本地化和中央化趋势结合来看,从家族视角来看,在第四分期,婚姻网络出现了再中心化和跨地区化趋势,而由于高加权度家族本身就占据婚姻网络的主导地位,因此这种跨地区化婚姻在相当大比例上依然是朝向中央家族。考虑到第四分期正是宋哲宗宋徽宗统治时期,元祐党人、元丰党人之间的政治清算此起彼伏,婚姻网络的变化可能是这种政治背景下各个家族寻求自保的体现。

家族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宋朝是中国新儒学影响下的士大夫家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宗族制度、宗族文化等影响至今。与之前连篇累牍的个案分析和定性研究不同,基于CBDB整理的北宋官僚家族数据集为复杂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定量方法提供可能。研究发现,北宋的官僚家族网络是一个有着广泛联系但总体密度稀疏的人物网络,并有着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存在一个包含70%以上人物节点的极大连通子网络,和其他700多个节点很少的子网络。把北宋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与考察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并且通过数字人文实践,研究发现极大联通子群算法是识别历史父系家族的有效方法。

在人物网络中,与常识相符,具有高加权度的人物节点一般是帝王将相。而将人物汇总到家族,在官僚家族间的亲属(姻亲)关系中,主要是皇亲贵胄与文官家族之间、文官家族内部之间联系紧密,边权重较高,赵宋皇室、钱俶家族、吕蒙正家族等典型家族在北宋历史四个时期中占据网络中心位置。而在空间结构上,基于家族籍贯构建的地域间亲属(婚姻)网络也发现北宋家族是高度集聚的,主要存在着中原地区、两浙路、福建和江西这几个集聚中心。从动态上来看,北宋四个时期的地域网络中,开封、洛阳、钱塘、吴县等高加权度的地理节点均是位于前述几个中心。在地域间的婚姻网络中,各个重要区域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较为密集,其他边缘地区的网络联系较为稀疏。

虽然北宋家族总体上是高度集聚的,位于顶层的家族、区域也基本不变,但是从更多的家族、地域的网络互动来看,高度集聚的家族网络也存在解构的可能与倾向。通过计算家族或者地域节点与核心节点的关系占比,发现这种占比(在文中称之为“中央化指数”),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兴盛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官家族涌现,婚姻网络和地域网络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现象。同样地,通过计算家族或者地域节点与本地节点的关系占比,发现这种占比(在文中称之为本地化指数),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官僚家族越来越倾向于与本地的家族进行联姻,追求地方精英的角色。但是前述两个趋势或者现象在北宋的后期遭到逆转,可能是由于政治浪潮下各个家族追求与中央权力更多地联结以求自保的结果。

在系统地分析了两宋的家族网络和权力关系演化之后,研究回应了有关宗族本地化与中央化的讨论,发现北宋的家族确实存在去中心化和不断本地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哲徽时期遭到逆转,那么在南宋时期的演化情况又是如何,这值得研究。但由于两宋之际遭遇靖康之变,情况更为复杂,数据和史料无疑也会有缺失,因此无法进行连贯的讨论。北宋家族去中心化和本地化的趋势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特征、他们与不同层次的家族及其地域的联系状况、影响机制等限于篇幅和数据也尚未得到明晰的研究。这些是本文的不足与局限之处,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区域创新网络建设路径研究”.  19ZDA08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组织与市场整合研究”.  17BL023；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  XDA20100311。

钱超峰, 杜德斌. 北宋官僚家族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基于CBDB和CHGIS的考察. 历史地理研究[J], 2019, 39(2): 8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