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构建了数字资源库，确立了获取和利用的规则，还开发设计了人文学者信息共享与传播所依赖的通信、呈现和发表的工具。其中，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是一个解读的过程，每一次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迁移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特定的在网络中体验某种对象的方式。其他的新发展将会不断出现，在创造出新的操作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制约、缺失和盲点。

当新的常规被建立，且新的规程和技术变成常态时，一些与之相关的前提性假设可能会变得难以洞察，开展批评性思考的动力和对已经建立的实践习惯加以创新和变革的压力也都会变弱。数字人文现在还处于萌芽初期，但是它驱动创新的能力可能会随着“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的思想成为主流而受到威胁。数字人文的时代是否会突然终止？可能会。又或者，如果“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能够融入当年驱动第一代数字工作蓬勃发展的创新精神，它也可能像凤凰涅槃一般，带动一种新的实验精神的成长。实现这一点需要创造性和实验性的思维。

今天的人文学者在数字与模拟的分水岭之间灵活地切换，曾经广受争议的“二元对立”的实践已经逐渐融合为愈发连续、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尽管数字原住民能够认识到拿在手里的原稿与屏幕上看到的文件有所不同，但是种种跨媒体实践所创造出的互动空间让模拟和数字的区别变得模糊，并制造出二者可以无缝互换的错觉。我们常常坐着阅读放在我们面前的书本，一边往电脑里输入电子笔记，一边用其他的设备观看视频，并通过笔记本电脑上开启的若干个窗口使用搜索引擎检索参考文献。我们都算是数字人文学者吗？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工作吗？从实践惯例上看，确实如此。

但是，构建起这些实践惯例的新常规也有可能变得同印刷时代那些规则一样缺乏生机，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如若这样，数字人文作为一项具有批判主义精神和实验性创造的实践工作，其丧钟也将就此敲响。数字人文怎样才能持续不断地为构建新知识所需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供创新性思维？

保持批评性和实验性精神意味着挑战已被接受的传统，甚至是（或许尤其是）那些界定了最初几代数字人文工作核心特征的传统。创新性的公众参与形式、全新的出版发表模式、富有创造性的人文研究工作方式以及新的论证单元，这些最终都会获得与第一代数字人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积极接受一些传统人文学所不具备的技能，例如设计、编程、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数据挖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出数字环境下人文学独特的知识构建与解读的各种新方式。此外，我们还需要向人们揭示出，任何解读都是以对人们与计算机式工作模式的互动进行重新思考为基础的，而任何计算机式工作模式都是基于人们与人文式认知模式互动的重新思考。

但是，如若这样，它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探索的话题，既有可能与当代社会学术探讨紧密关联，也有可能与之分道扬镳，正如当今批判理论的语言与文化批判的关系一样。人文学者虽然已开始使用各种已有的编程语言，但他们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编程语言。语言的微妙区别、语调、暗示、讽刺、矛盾等既是文化交流中的根本特性，又是人文学的传统审视对象；能够应对这些细节的编程语言就可能是人文学“自己的”一种编程语言。

计算机工作是否注定会被锁定在可量化、可重复化的工作领域之中？我们如何对特定社群或传统习惯中通过阅读、观察和娱乐生成文化内涵的过程进行建模，或是对复杂的解读机制进行建模？概率建模、解读映射、主观可视化和自定义导航等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对数字领域的认知体验？又会如何改变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种种特征？

尽管对信息的认知探索是一种动态性的体验，然而，信息导航至今却仍然在以静态的方式建构。用户很少能够与决定信息存储和呈现的语义规则进行交互或是改变这些规则——他们的操作并不能改变原本的信息构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息的“内容”。然而，对人类文化记录的研究表明，任何信息构建都并非是一开始就自然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不同的分类系统和知识表征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会随着文化差异、历史变迁甚至是同一文化内个人不同的世界观而有所不同。

摘自《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彼得·伦恩费尔德（Peter Lunenfeld）托德·普雷斯纳（Todd Presner）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

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

彼得·伦恩费尔德（Peter Lunenfeld）

托德·普雷斯纳（Todd Presner）

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著

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