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从洋包子到土包子：食物翻译的“洋化”与“中国化”》

作者 | 南京大学    孙红卫

图片 | 网络

2019年，加拿大华裔导演石之予（Domee Shi）执导的动画片《包子》（Bao）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尽管它的形制小，却细腻精致，引来好评如潮。虽是动画的形式，其中再现的调馅儿、包包子的情形却极为写实。短片以包子为主角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母爱。对于海外的华人而言，它勾起了许多乡愁。

食物有时是单纯的充饥之物，但有时又绝非简单地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往往在生存必需之外，它们还指向社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源出来说，它们是地域性的与阶层性的，也因此是精神性的——在某些语境中，它们会激发关于社会文化与乡土地理的想象。饮食选择与偏好和文化认同关系密切，常常是解密不同文化的密码。费孝通在分析人之基本欲望时提到吃穿住用等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换言之，饮食习惯本是后天学来的，是“文化所决定的”。包子便是这么一种高度地域性的食物，作为一种独有的吃食表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称是Bao，在汉语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拼音是一语双关，既指涉了包子又指涉了宝宝。以拼音来翻译中国独有的食物，在近年的文化交流中逐渐被越来越多地接受。在过去的翻译中，“包子”常被译作“stuffed bun”，虽是规整，一经“洋化”，却让人不知所以然。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那本著名的《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很早便将包子的制作手艺介绍到了美国。在这本书中，包子译作“bun”，这可能是包子最早的“可操作性”绍介了。事实上，bun意思是烤制的酥皮点心，和蒸制的包子并无半点关系。在目标文化里找到相应的对等物，实现相似效果的传递与置换，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事。不过，烹调与食物等具有高度地域色彩的事物往往为某一文化所专属，它们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译介的困难。如果包子译成别的语言中的对等物，变得面目全非，那么别的语言中的食物译成包子又会如何呢？

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曾提及鲁迅先生译作中的包子。《死魂灵》中确实多处提及包子，不过，鲁迅并无一篇题为《包子》的译作，应是张爱玲记错了出处。她指的是鲁迅所译淑雪兼珂小说《贵家妇女》里的情节——这篇译文里恰未提及包子一词，用了包子的另一称呼“肉馒头”。那么，鲁迅译文中的包子果然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包子吗？

实际上，与中国包子相较，所谓“俄国包子”的皮儿、馅儿和制作方式皆不相同，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样，两者之间实在难以画等号，就像意大利饺子和中国饺子之间并无多少可比之处一样。有趣的是，这种包子的制作在《死魂灵》中就有交代，其中一节是主人叮嘱厨子准备餐食，对包子的做法提了细致的要求：

“那么，你给我烤起四方的鱼肉包子来，”他说，一面高声的啧啧地响着嘴巴，使劲地吸一口气。“一个角上，你给我包上鲟鱼的脸肉和软骨，别的地方就用荞麦粥呀，磨菇呀，葱呀，甜的鱼白呀，脑子呀以及什么这一类东西，你是知道的……一面你要烤得透，烤得它发黄，别一面可用不着这么烤透。最要紧的是得留心馅子——要拌得极匀，你知道，万不可弄得散散的，却应该放到嘴里就化，像雪一样；连吃的人自己也不大觉得。”说到这里，胚土赫又啧啧的响了几下嘴唇，啧的响了一声舌头。

这段话读来令人口齿生津，馋涎欲滴。一方面说明了果戈里是一个资深的包子爱好者，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俄国的包子和中国的包子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四方的、鱼肉的、烤制的……

英国史学家威尔逊（Bee Wilson）在《思考叉子：我们烹调与进食的历史》（Consider the Fork: A History of How We Cook and Eat）一著中写道，“整个文化体系都是以某种方式围绕不同的食物烹饪方法构建起来的”。两种包子的不同体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鲁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可兹细评的食物形象，内里蕴含了一定的价值与态度，表现出鲁迅对中西文化资源的权衡与挪用。《死魂灵》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个字眼当然都要斟酌打磨，这里面的“包子”的译法当然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措词是一种文化策略。一向以硬译著称的鲁迅，在这里是要让故事变得熟悉可感、变得更加日常。在这个语境里，包子是亲切的，和中国人的生活不隔，词与物之间对应，我们的脑海里迅速能调用这么一个包子的形象。在对待外来事物方面，这里是拿来主义的，避免了水土不服，都真实可感，更易将读者带入语境。

鲁迅时期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外来语言与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剧烈的撞击，我们现在是坐享其成，不会有那样的文化焦虑与对语言强烈的自我意识了。许多词早已归化与被驯化，老老实实地归置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某个角落。它们的陌生性经历了世代的磨损，就像一把变钝了的刀，丧失了杀伤力。这些先行者对于不同文化名物的翻译颇有体味。一件名物，他可以将它译得充满乡土气息，严丝合缝地植入自己的文化中，滴水不漏，看不出任何破绽。读者自然而然地代入这个词固有的指涉，丝毫觉察不到。就如我们见到包子这个词，必然觉得亲切，它属于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世界，勾起我们关于烟火气、关于生活的联想。在我们土生的文化里，它无处不在，一点儿也不高级，一点儿也不突兀。

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包子爱好者。日记里记录买包子，详细到数量、馅料、价格与购买地点；小说里又常以包子为配角；杂文里也忘不了拿包子做譬。1924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他记下了与孙伏园、许钦文的一场饭局，写到了打包带回的十四枚糖包子。这年4月8日的日记里则记录了“往东亚公司买《文学原论》《苦闷的象征》”等书籍，以及在中央公园“买火腿包子卅枚”的事宜。

正是在次年，他在《语丝》上发表了《示众》这篇小说。在这个短篇里，包子成了推动叙事的主要元素，“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的吆喝声点缀了整个故事。可以想象，北京的饮食体验浸染了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故事批判了庸众的麻木不仁。各色人物，争先恐后地围观游街示众。不过，鲁迅对于游街的犯人并未着墨多少，主要是巨细靡遗地描述看客的嘴脸。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如副歌一样的“卖包子”的吆喝声。这里面没有大起大伏，甚至矛盾冲突也是最小化的，一切都指向了这个故事的随处可见与百无聊赖，而不断出现的卖包子的吆喝声正强化了这种日常性与凡俗性。国民的麻木与愚昧是一种普遍的病。这是经年累月在中国街头上演的、司空见惯的故事，而包子的意象则强化了它的无所不在与无时不在。它定义了中国的日常，而这个日常又如此可怖。卖包子的吆喝声、嘈杂声连绵起伏，早点铺子前人头攒动，对于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这就是生活。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郭启儒谈北京生活的相声《包子》里，几乎用了同样的话：“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除此之外，鲁迅也忘不了包子的“伴侣”，如大饼、炸酱面等北京的吃食。在他的文中，它们虽不如包子如此高调，但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故事新编》中，他会以烙饼的时间计时：“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暗暗嘲讽了伯夷、叔齐饥肠辘辘的肚子，令人忍俊不禁。鲁迅对世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偶像是大不敬的，让他们的人生叙事变得鸡零狗碎，变得如此不堪。就在烙大饼的工夫里，那个高高在上的价值破碎了，不知不觉间斯文扫地。他的笔下，嫦娥也是非常接地气，一点儿也不端着，吵吵嚷嚷着抱怨“乌鸦肉炸酱面”。鲁迅就要把中国人心中的仙子从九霄云上拉扯下来，变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家庭妇女。如此一来，审美的、思想的幻象都碰不得真实的生活，一旦相遇，其效果是荒诞的、喜剧的。“炸酱面”“热包子”“烙大饼”这些最稀松平常的食物让这些故事变得那么富有人情味儿，满满的都是市井气。这些意象背后是鲁迅的北京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大先生在某个北京胡同里，烟雾缭绕中，一边吃早点，一边将这些意象编织在脑海中正在酝酿的故事里。他想要表现的内容是沉郁的、压抑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感，但是他的文字里这些活色生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中和、缓解了这种绝望感，让人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感觉到些许的温暖。

张爱玲的文字里，包子也多次作为一个重要的配角在关键时刻现身。《封锁》这个故事里，包子便对于叙事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车上，吕宗桢邂逅了吴翠远，淡淡的情愫却夭折在包子的香味里。在这里，菠菜、香油的包子确实离诗意太远，爱情天然地拒斥柴米油盐酱醋茶，必须在某个与世俗世界绝缘的环境里才能更好地萌生与开花结果，一旦移植到菠菜包子和有轨电车的世界里，便瞬间枯萎凋谢了。一个啃包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微观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也就像她后来在谈苏青的文章中对其生逢其时的年代所诊断的那样：“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当然，此处并没有小觑包子的意思。包子是凡俗生活的譬喻，可以平庸得让人放弃了爱情，也可以亲切得让人哽咽啜泣。在一篇写于四十年代的文字里，张爱玲回忆起姑姑包的包子：“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是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关于亲情与依恋的破碎的回忆。

包子既具有地道的中国特色，又代表了十足的大众风味。在集民族性与烟火气于一体方面，众多吃食无出包子之右者。正因为它的普及性与大众化，汉语中有“土包子”一词，专用以指称一类装扮过时、行为守旧与思想落伍的人物。这是一个可爱的词，虽是表达讽刺之意，但少了几分尖酸刻薄，多了几分善意的揶揄。在精神的频谱中，“土包子”处于“洋面包”的另一端；在文化的传统上，它甚至代表了我们这个在很长历史时期都是农业文明的国度前现代的思想遗产。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 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道：“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在这里，土包子已经是一种本土化的精神姿态了。它意味着实事求是，也即扎根中国固有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做事情。相对于纸上得来的洋气，相对于“象牙塔上”，它是“现成的本色”，是“中国化”的思想立场与行动策略，是从云端降落到“十字街头”。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9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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