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古今中外的共同价值，对于人类来说极为重要。中国虽自佛教传入开始就于佛经中使用“平等”一词，但却与现代意涵不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平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条从西方移入而中国接受的发展脉络，这条脉络若透过最新的数字人文方法来加以检验，是否能取得与传统人文分析相同的结果？基于上述思考，结合人文定性与数字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后，得出几个观察：在戊戌变法（1895—1900年）时期，西方现代平等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发展，并在两个语境下被接受与使用，其一是追求中国与西方强权于国际上之平等地位，其二是用以瓦解儒家公私领域中之三纲观念；而在学习阶段（1901—1914年）中，由于1900年庚子事变后，梁启超提出公私二元论之故，因此平等论述主要呈现为对公领域政治平等与民族革命平等价值之追求；最后在重构阶段（1915—1924年）中，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与阶级革命，则是新生出公领域中的贫富阶级平等观念。

平等；思想史；观念史；关键词丛；数字人文

一、中国近代平等观念话语系统的数字观察

本文以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轨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清末民初百年之间，平等观念在政体上推动了由君主专制走向共和立宪，在文化思想上由传统尊卑贵贱差序格局走向人人平等，由此可见平等观念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中之重要性。而伴随着上述发展历程，平等观念之内涵与诠释也不断地产生挪移、调整与改变，虽然前人对中国近代平等观念转型的前行研究不在少数，然往往多从微观的定性视野出发，去勾勒观念转型的点状或线性发展。过去的方法虽然细致，却也易于忽略或简化了平等观念变化过程中之立体多元动态现象，这是目前在平等观念史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研究上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近年来，一门新兴学科——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的诞生，有望使上述问题获得解决。此方法逻辑是先透过数字人文技术客观地过滤与计算出庞大史料中之资料结构，然后再进一步观察并分析此资料结构中的文本内容，结合定量数据驱动与定性人文分析法，最后描绘出观念转型之轨迹。藉由数字人文技术的协助，研究者可更为宏观地从近代浩瀚的史料中勾勒并掌握观念转型的发展过程。若以本文研究论题为例，过去人文学者在研究平等观念发展时，多是以一位或多位思想家（思想著作）作为观察对象，透过精读视野（Close-reading）去阅读并摘要出一批思想家在论述平等观念时同时提及的重要相关词汇，并从这些相关词汇与平等观念的互动及语意连结关系中，去理解、认知乃至于定义平等观念之内涵及其发展，此一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法行之有年，但却因研究过程中全为人文驱动，故在对于思想家（思想著作）的选择上，以及论述平等观念时同时提及之重要相关词汇的挑选上，都因受到主观选择的限制而缺乏科学的可重复操作性，导致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法历来都有些不够客观的质疑。

对于质疑，本文尝试结合数字人文技术提出一套思想史/观念史的数字人文研究法，人文学者可透过数字人文技术的协助，尝试去解决并回应上述质疑。思想史/观念史的数字人文研究法之步骤，是从人文研究的逻辑出发，藉由数字技术，快速地撷取出人力所无法阅读完毕的庞大史料中伴随着“平等”观念发展的一群“关键词”，透过这些关键词，人文学者即可进一步描绘出“平等”观念之内涵。我们曾使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过不少研究，在研究经验中确证了时代特征确实可经由时代特有高频措词进行还原与重构工作，由此可说明思想史/观念史之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效性。

而当我们将纯由人文驱动之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法，与结合人文与数据驱动之数字人文研究法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出本文所使用之思想史/观念史数字人文研究法之特点，即在于可藉由使用计算机工具产生两点突破：其一，突破过去在思想家（思想著作）选择上的限制，可一次性地同时将超越人力所能阅读量的海量史料作为考察对象；其二，突破过去在挑选与平等论述相关词汇时的主观限制，可以先由计算机工具进行关键词丛撷取工作，让研究者可在主观意识涉入前先掌握一客观且整体的共现关键词丛结构，而后再在数据驱动结果下进行人文探索。在上述两点突破下，思想史/观念史研究相较以往就具备了可重复操作性，也能进行更为长时段的“远读”（Distant-reading）研究，在此脉络下，数字人文方法即开启了思想史/观念史研究上的新契机与新方向。

本文在上述的研究目的与关怀下，即以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为题，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的海量报刊资料为主要文本分析对象，以中国近代思想转型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的三个时期：分别是1895年甲午战后至1900年庚子事变前的戊戌思潮时期，1901年至1914年间的观念学习时期，以及1915年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观念重构时期，作为本文研究平等观念转型轨迹的三个观察时间段。本文以“平等”观念为主轴，考察了上述三个时期中各自与“平等”观念共现的关键词丛、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之演变轨迹。

实际分析前，须先说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简称数据库）中的资料结构，因为人文学者在使用数据时需先对数据有全盘了解，在确定该数据库所收资料确实足以回答所欲探究的人文议题后，方能使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若未先确定数据库资料结构就使用之，容易发生数据资料与人文问题意识不相配，进而致使人文分析结果产生错误偏差的现象。本文主要研究议题是中国近代平等观念的形成过程，根据前人对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发展的定性研究可知，“平等”观念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实乃以一重要政治观念的身份再现于历史之中。正因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因此本文使用数据库进行议题之研究便极为配适。

数据库为金观涛与刘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期间建立，包含1.2亿字，该数据库收录资料底本时间段横跨1830年至1930年，为中国近代观念转型最为重要的100年，涵括了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晚清档案资料、清季经世文编、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来华外人中文著译、西学教科书等6大类文献。这六类重要政治思想文献详细篇目可见“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目录(1820-1930)”，收于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461-477页。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根据数据库文献目录可知，在1895—1924年间是以“报刊”类文献为主要收录内容，数据库中所收晚清报刊包括《强学报》《实学报》《时务报》《湘学报》《昌言报》《知新报》《清议报》《国民报汇编》《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安徽俗话报》《新民丛报》《外交报汇编》《洞庭波》《汉帜》《云南》《国粹学报》《民报》……这些报刊所在时间段或属戊戌年间保皇与革命思想尚混融未分时期，或在保皇与革命派二元二分时期，不同报刊自有其政治立场，当时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些报刊中进行“文人论政”。

从数据库所收1895—1924年的文献资料结构来看，运用数据库进行晚清之际知识分子平等观念发展史的研究是有效的。因为从中国近代文人惯以报刊论政的现象来说，数据库中所收众多重要政治类报刊材料，已可集中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政界平等观念的理解现象，虽然还有其他报刊与资料未收入于数据库中，但不可否认大部分的重要政治类报刊皆已可见于数据库内，故运用数据库进行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史的研究应具合理性、合法性与代表性，至少可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平等观念的理解与论述状况。

在确定了数据库与人文议题的配适性后，本文接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以“平等”作为检索关键词，撷取出关键词前后30字，总计共60字作为段落语料。自1830—1928年间由“平等”一词自动带出者共有7 643条语料，共约448 765字，尔后经由断词技术从45万字中撷取出与“平等”一词共现的“准词汇表”，再经人工过滤出具词汇意义之关键词，即可进一步制作出人机互动下由“平等”一词自动带出的共现关键词汇表，如附录1（注：详见原文，此处省略）。在附录1的关键词丛表中，研究者可立即建立一宏观且显著的判断标准，对各阶段由“平等”一词自动带出之重要共现关键词进行判读，分析由“平等”自动带出之高频共现关键词如何与“平等”观念互动的过程，以下即从中国近代“平等”观念转型的三阶段来展开说明。

邱伟云与金观涛（左）、刘青峰（中）教授夫妇合影

二、戊戌思潮阶段中平等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丛与话语系统

在附录1的基础上，可观察到戊戌思潮阶段由“平等”一词自动带出的高频连带关键词丛，这些高频关键词丛可视为此阶段“平等”观念论述的重要内涵与时代特征。由于戊戌思潮时期（1895—1900年）中，“平等”语料的取样基础总字数为45 655字，较后面两期为少，故在戊戌思潮阶段中，凡是共现频率达10次以上者，本文即视为此阶段的重要待选关键词，归纳表列如附录2。研究者可进一步从附录2中加以观察，只要戊戌思潮阶段平等观念的连带关键词，与学习阶段或重构阶段任一阶段连带关键词频相较，显示为大于或等于关系者，即可视为戊戌思潮阶段平等观念的特殊内涵，可以进一步观察与分析。表2即为本文经判定后整理出的戊戌思潮时期平等观念显著连带关键词丛：

从戊戌思潮时期显著连带关键词丛中可分别观察到在1895—1900年之间，平等观念如何形成与建构的轨迹。首先可以看见“平等”与“西人”共现，代表着当时平等观念有一部分乃是来自西人，已不全然是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如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由此可见现代平等观念由西方而来的轨迹。

而“平等”与“强权”的共现，则代表着当时认为唯有“强权”才能拥有“平等”的强权平等观，如1899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言：两强相遇，两权并行，因两强相消，故两权平等。故谓自由权与强权同一物，骤闻之似甚可骇，细思之实无可疑也。可见戊戌思潮时期中的平等观念，有一部分是在身为“强权”方能拥有“平等”的尚力思潮中，逐渐由“西人”处被引入中国的发展历程。

梁启超著《饮冰室自由书》

至于“平等”与“万国”的高频共现，代表着当时平等观念发展的另一时代特征，即在戊戌思潮时期中，中国意识到“国际”框架进而接受万国观念之过程中，也同时意识到外交使学对于保证中国与外国平等地位的重要性，正因当时存在着以《万国公法》维护中国平等主权的论述，这才使“万国”一词在戊戌思潮时期与“平等”一词高频共现，而两个词汇高频共现的现象，正代表着中国确实是在国际间频繁的互动关系中，逐步形成了万国平等观，这是戊戌思潮之际平等观念的第二个特殊发展。

而从戊戌思潮时期的“平等”共现关键词丛中，可以看见 “生灭”一词由“平等”一词自动连带而出，这代表的是戊戌思潮时期有以佛教唯识学去论证平等观念的论述产生。“平等”与“生灭”的高频共现大量出现于《仁学》一书中，正如《仁学》一书指出，生灭、善恶等等都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正因如此，则生灭、善恶并无孰好孰坏的差别，生灭与善恶皆是平等，谭嗣同认为唯有当人们能理解八不中道，知即生即灭而不执着于生灭时，方能从微生灭的旋生旋灭之悟知中成就不生不灭，进而理解生灭平等无别之真谛。谭嗣同是想以生灭平等论述去解构儒学中虚妄的三纲名教，以“生灭”论证“平等”也成为戊戌思潮阶段中一特殊主张，为学习阶段与重构阶段所无。

从上可见，现代平等观念是在1895年甲午战后到1900年之间，于西人与强权对中国所进行的诸多不平等行动中被发现、引入进而兴发，在此脉络下万国平等才会成为戊戌思潮阶段中的第一个平等价值追求方向；而以《仁学》为代表所呈现出的则是一种贯通中外、上下、男女、人我等公私领域关系的佛学平等观，这是戊戌思潮时期的第二个平等价值追求方向。而上述两种追求，乃是立基于学习西人去除束缚之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冲破中国三纲纲领束缚等两个行动之上，故此一阶段方有“束缚”与“平等”高频共现的现象。有趣的是此种公私一切平等观在戊戌思潮时期之后就隐而不显，因为在1900年后，梁启超即参照福泽谕吉之说建构了公德与私德二分的二元框架，此后平等观的价值追求就被梁启超、严复等知识分子有意识地限缩到政治公领域中，极少再漫溢到私领域家庭纪纲问题的讨论上，而公私二元二分框架到了1915年重构阶段之后，才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打破，公私再次合而为一，戊戌思潮时期中这条由谭嗣同领出的公私领域一切平等观之伏流才又再现并跃升为主流趋势。

谭嗣同著《仁学》

三、学习阶段中平等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丛与话语系统

由于学习阶段（1901—1914年）中，“平等”一词语料的取样基础总字数为187 090字，较戊戌思潮时期多，故在学习阶段部分以“平等”一词自动连带出共现频率为50次以上之词汇，方可视为重要的待选共现关键词，归纳表列如附录3。人文研究者可再从附录3中加以观察，只要在学习阶段中由“平等”观念自动连带出的共现关键词词频，高出或等于其他两阶段7倍关系者，即可视为是学习阶段中平等观念的特殊共现词，表3即为本文判定学习阶段中与平等观念显著共现的关键词丛。

根据以上学习阶段中与平等观念显著共现的关键词丛，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论述结构，以下就针对上述高频连带关键词与平等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史料分析与主题讨论。

（一）权力、道理、强弱：强权平等观

在表3中可见“平等”与“权力”“道理” “强弱”等关键词高度连带的现象，这是延续自戊戌思潮时期强权平等观下所形成的新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即：有权力者才是道理所在，只有拥有权力之强者才能获得平等，如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指出：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在上述言论中可见，与戊戌思潮之际强权平等观不同，在学习阶段中新加入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思想，这就形成了学习阶段特有的民族国家强权平等观，即：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先追求国家富强，国家成为强权后才能在国际间取得与各强国一致的平等地位，此为晚清学习阶段平等价值追求的一个重要方向，既与戊戌思潮时期在国际外交场域上的强权平等观有所联系，又汇入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而有新的发展。

梁启超

正是受到当时进化论中物竞天择进化主义的影响，故时人认为只有非常权力才能限定人的自由与能力，令天生不平等者能获致平等，而这非常权力不是个体，乃是作为集体代表的国家，主权正是国家之权力所在。由于当时“权力”的观念乃是强权之力，故并非人人皆有权力，在“只有强者才有权力，有权力才能保有权利”的进化论语境中，要避免弱肉强食的强弱竞争，就只有促使国家取得强权，对外在国际外交上争取万国平等，对内则以国家强权制定法律以限制天生强权，如此方能令强弱皆能平等，正如1910年梁启超《宪政浅说》指出：盖国家者，所以确定个人自由之界而为之保障者也，使自由而无界，人人各得随其力之所及而伸缩之，则社会之劣而弱者，将常为强而优者之鱼肉而无所逃命矣。由此言之，则社会中劣弱之阶级，其深赖有国家也甚明。由此可见国家观念在进化论思维框架下成为保障人人平等的重要强权。而在以“力”为道理与权力来源的尚力思潮中，就会自然地带出一个问题，即“弱”者该如何处理？在此脉络下，就连带出“平等”与“强弱”的讨论。

关于“平等”与“强弱”的讨论包含两方面：一为个人间的强弱，一为国家间的强弱。两种强弱讨论都是基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即在个人方面同意人类有天生智愚与强弱的不平等，在国家方面同意国家间有自然疆域及国力大小之不平等。有趣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上述的西方进化主义，但却必须与中国传统儒家济弱扶倾的思想进行调和，因为这两种思想显然有所冲突，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接受了进化论，但在另一方面却仍受到传统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希望能照顾弱者，在上述的思想框架颉颃下，知识分子便尝试藉由引入西方法律观念去诉求与保证人类与国家间的强弱平等关系。在保证个人间强弱平等的部分，如1902年梁启超《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续第十一号）》从卢梭民约观念，说明了法律之作用即是用来保障人类间的强弱与智愚平等；而在保证国家间强弱平等部分，如1905年杨度在《粤汉铁路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人类或国家间的强弱不平等，都应以契约与法律去保障之。正是处于如上语境，学习阶段中才有“强弱”与“平等”观念的高频连带共现现象，而“权力、道理、强弱”与“平等”的共现，反映的正是围绕在进化主义之尚力思维下，以追求强弱平等为目标之强权平等观的讨论。

杨度

（二）立宪、政体、满汉：贵贱阶级平等观

从表3中可看见“立宪”与“平等”观念在学习阶段中具有高频连带共现现象，从文本中可看见此组观念共现实围绕着一套话语系统，即：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张推行立宪后才能有民权、自由、平等之福，由此可见“立宪”与“平等”观念于当时密切连带出现的语境所在，如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透过“平等”价值去论证“立宪”以及“自治”之国民能力培养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养成国民自治力方能完成立宪进而获得平等的话语论述下，就促成了立宪与平等一词的高共现现象。而当时改良立宪派还主张将立宪与否视为是否为文明之国的标志，以及是否能拥有与他国平等地位的关键，如1907年尚其亨在《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奏宪法立则公法行公法行则外侮靖折》一文指出：“宪法者实能造国民品格进于文明，居于不可侮辱之境，而张我国势，固我国权者也。”以上论述呈现出改良立宪派的君主立宪平等主张，而立宪行动正被当时立宪派知识分子视为追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唯一道路。

有趣的是，革命派虽反对君主立宪，但却肯定种族革命后的民主共和立宪平等，故革命派也提出在推翻清专制后也会建立民权立宪政治的主张，如1906年扑满（汪精卫）《革命横议》一文可见，革命党人也注意到在攻击君主立宪之际，要避免自身落入另一个专制暴政的形象中，因此革命阵营指出他们亦肯定“立宪”政治，反对的是“君主”之国体与君主立宪之政体。进一步思考“立宪”行动所以在当时具有正当性与普遍性，同时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所肯定，关键在于当时西方各国皆认为中国为无宪法之国家，因为没有宪法可以保障尊卑、贫富、男女平等，便认为中国在国内都无法实践平等与互利了，对西方各国自然也会以不平等之心待之，因此，不给予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与资格。正是在上述语境下，“立宪”自然成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肯定之行动，不论何人都一致肯定唯有中国实行立宪，追求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价值，才足以与其他国家谈平等互惠，而这正是“立宪”与“平等”一词在学习阶段中产生高频共现现象的语境所在。综上，当时“平等”与“立宪”“政体”“满汉”“汉人”“满洲人”等观念的共现修辞结构，反映的正是学习阶段中围绕着满汉/君民贵贱阶级平等问题讨论上所形成之话语系统。

汪精卫

（三）同胞：大我平等观

诚如上文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与“国势”之天生与自然的强弱不平等时，主要是运用法律观念去弭平不平等问题，然除此之外，还有人是从道德形上层次去解答与调解天生自然不平等的问题，如1902年康有为在《孟子微》文中透过“同胞”观念去除个人的社会阶级与身份，将个人还原回一个身为“人”的主体后，将个体小我的人重新纳入在“同胞”大我之中，使人人一致无别而平等，这样的同胞平等观也与1902年引入中国的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相呼应，如1902年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指出：“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由此可见，去除社会身份阶级的人类同胞自然平等观在学习阶段亦为一个平等观念的讨论主题，而 “同胞”一词在学习阶段中则具备了去除个人社会阶级差异，使人人皆能回到大我之中的思想引导功能。

综合上述，学习阶段的平等论述皆聚焦于公领域政治层次上，围绕着强权平等、君主立宪与民权立宪平等政体，或是聚焦于大我平等观等方向进行讨论，这三类都是公领域方面的平等观念，鲜少有一身之我的私领域平等诉求，由此可证在学习阶段中确实具有公私二元二分的思维框架，这从庞大晚清报刊中与“平等”观念所共现的关键词丛、修辞结构、话语系统中可推知此点，而公领域的平等论述当可视为是学习阶段平等论述的时代特征。

托尔斯泰

四、五四重构阶段中平等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丛与话语系统

由于重构阶段（1915—1924年）中，平等观念话语系统的取样基础总字数为105 326字，较戊戌思潮多，故在重构阶段中与“平等”一词共同出现的频率达50次以上之词汇，才视为此阶段的重要待选关键词，经过归纳整理如附录4。人文研究者可再从附录4中加以观察，只要重构阶段平等观念的自动连带共现关键词词频，与戊戌思潮阶段或学习阶段任一阶段相比，显示高出或等于其他两阶段7倍关系者，我们即可将之视为重构阶段平等观念的显著共现关键词。如表4即为本文判定重构阶段中与“平等”观念密切相关的显著共现关键词丛：

根据以上重构阶段中与平等观念显著共现的关键词汇，可以归纳出两个主要的论述结构，以下就针对上述高频连带关键词与平等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史料分析与主题讨论。

（一）资本、劳动、工人、无产阶级：贫富阶级平等观

在重构阶段中可看见“无产阶级”与“平等”观念自动连带现象，此一词组在重构阶段独有，属于这个时期的特征修辞结构。“无产阶级”这个词由“无产”与“阶级”复合而成，“阶级”这个词在学习阶段即已出现，但与重构阶段的“阶级”内涵不同，差别在于：学习阶段主要是谈满汉贵贱阶级，重构阶段主要是谈资产/无产贫富阶级。虽然在晚清学习阶段中已有贫富不平等问题的自觉，但在学习阶段仍是以满汉/君民贵贱阶级平等为主要论述内容，这状况要直到辛亥革命后，贵贱阶级取得事实上的平等后，“贫富平等”的问题意识与诉求才会跃升出来，成为下一个平等革命的目标。

辛亥革命后，政治上已从君主专制走向共和立宪，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则陆续达成了政治公领域上的民权立宪平等，家庭私领域中的父子平等、夫妇平等，伴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平等论述全力转向社会公共领域中的贫富平等诉求道路，因此，1921年后，从报刊史料中可见平等观念围绕着“无产阶级”“资本”“劳动”“无产”“工人”等等与阶级意识相关的观念，形成重构阶段特有的贫富阶级平等修辞结构。如1921年，周佛海在《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中指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紧张关系，看似平等实则不平等。又如1922年张梦九在《主义问题与活动问题》一文中指出 “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相对性。而1923年屈维它（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则是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相对性，显示出由学习阶段到重构阶段，是一个“阶级”与“平等”之共现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不断扩大与更新的发展过程，从原来政治公领域上的君民与满汉贵贱阶级平等诉求，迈进政治革命结束后家庭革命中的父子与夫妻尊卑阶级平等诉求，再转进社会革命中的贫/富、有产/无产、支配/被支配、劳动/非劳动之贫富阶级平等诉求。伴随着阶级意识的扩张与深化，平等价值追求的方向也越多元，而“资本、劳动、工人、无产阶级”与“平等”观念的共现修辞结构，反映的正是重构阶段中围绕着贫富阶级平等问题讨论上所形成之话语系统。

瞿秋白

（二）我们、他们、普遍、互助：世界平等观

在重构阶段的平等论述发展中还有个重要的特征结构，即受到世界主义影响而形成的世界平等观。许纪霖曾指出受到欧战的影响，有一从“世界的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国家”之发展现象，在当时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的语境下，诉求一种普遍性的政治价值与理想目标，成为了人们在五四时期的普遍思想。在上述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思维框架也从过去竞争进化走向互助进化的方向，平等论述也从过去学习阶段的竞争平等转向重构阶段的互助平等观，而互助进化论即是基于重构阶段中世界主义之上发展而成，伴随着世界主义，重构阶段与平等观念共现的关键词出现了“我们”“他们”“普遍”“互助”等词，代表的是一种世界主义平等论述的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

如1919年宗白华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以“我们”来呼吁《少年中国》此一报刊的广大青年读者应具有新人生观，由这可见“我们”一词的涌现，多少受到报刊此一传媒的公共属性影响所致，而报刊所具备的“公共性”，本文认为某个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促使人们更易于接受世界主义思维框架的导引媒介，“我们”一词所呼吁的就是世界上所有认同自己主张的同好。

宗白华

至于“他们”则与“我们”一样都是一种集体大我想象，也都具有凝聚集体认同的作用，只不过“我们”是直接用来诉求集体认同，而“他们”则是透过制造集体敌人来凝聚集体认同，如1919年张慰慈在《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一文中就把男子与女子区分为“我们”与“他们”两群，主要作用即是在进行一种集体情感的凝聚，或借以说理，或借以攻击/防御，而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带有一种集体的、普遍的、世界的思维属性于其中。而从世界主义出发去思考平等问题，就自然会形成一种普遍平等观。平等观念被视为一种带有世界主义之“人类普遍的希望”，不过在这“普遍”与“平等”的共现论述中，却有人别出心裁的带出了“独裁”此一观念，主要集中在1922年周佛海《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一文，认为普遍的平等只有透过强制与独裁才能达到，而这并非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仅出自周佛海《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一文，属于特殊现象。

正是经由上述“我们”“他们”“普遍”等词与“平等”的共现修辞结构，民初知识分子营造出一套带有普遍性的世界主义话语系统，在此系统中，“互助”与“平等”这组修辞结构也展开了其扭转“竞争进化论”为“互助进化论”的行动。当时知识分子认为在同一阶级之中，不应继续遵行彼此竞争的“天演进化论”，在阶级之内应当“互助”，故为避免阶级之中产生竞争现象，知识分子便在重构阶段中，透过“互助”与“平等”的高度连带修辞结构，去挥别与覆盖过去在学习阶段中作为主流的“强权平等观”。由于1915年之际人们亲眼看见欧战的残酷，故从中警觉，若是“平等”价值皆如过去由强权竞争而来，则如欧战一般的强暴势力与残酷结果必将重新席卷而来，正是在此觉悟中，伴随世界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因此，形成了从“竞争进化”转向“互助进化”的论述，而平等观念也在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的思潮转向中，完成了互助平等论的建构，此为重构阶段中一个特有的平等论述转型现象，而由“我们、他们、普遍、互助、平等”观念所组构成的高频共现修辞结构，反映的正是重构阶段中围绕着世界平等问题讨论上所形成之话语系统。

一战中的中国劳工

五、余论：共现关键词丛的建构意义

从以上讨论中可见，观念内涵、修辞结构、话语论述确实会伴随着时代命题与语境的转变而出现内容转置现象，而这样的转置现象也确实可以透过数字人文技术，从大量的历史史料中，快速且宏观地加以勾勒出来。本文透过数字人文方法，得以鸟瞰式地勾勒出中国近代平等论述主题的发展历史，见表5。

从上述戊戌思潮阶段的连带关键词丛中，我们了解到当时能意识且愿意引入西方现代平等观念，乃是受到西人强权对中国诸多不平等行动之刺激所致，故形成了“西人、强权、万国”等词与“平等”一词高频连带现象，主要方向是追求万国平等，故观念主题为国际平等观；其次是学习阶段中，“权力、道理、平等之地位、强弱” 与“平等”一词高频连带现象，呈现出了以国家主义为关怀的平等追求，延续并深化了戊戌思潮的强权观念，转而追求个人与国家内部的富强，强权平等观在学习阶段正式成立，故观念主题定为强权平等观；再来是重构阶段，“我们、他们、普遍、互助” 与“平等”一词高频连带，呈现出了以世界主义为关怀的平等追求，延续并深化了学习阶段大我平等观，汇入了互助论，不再受到国家主义与竞争进化论框架的限制，视世界所有人类为一大我因而平等，故观念主题定为世界平等观。

除此之外，还可看出中国近代有一种从反大清与洋人，到反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平等革命对象转移的现象，如上所述在学习阶段主要追求的是立宪平等，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这些都是在以大清与洋人为敌人之下的平等追求；但到了重构阶段，共现关键词丛已经从“立宪、满汉、满人、满洲”，转移到“资本、劳动、无产阶级”等关键词上，可见知识分子意识到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主体已经改变，而平等观念内涵也就自然随之转移。转移关键在于辛亥革命后，大清已经覆灭，故平等的诉求对象就从学习阶段的君臣尊卑阶级以及满汉贵贱阶级，转移到重构阶段中的资产与无产贫富阶级上，在时代命题从贵贱不平等转移到贫富不平等之际，平等的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当然也随之改变。而在贫富阶级平等价值追求下，其诉求平等的对象，也从君臣、父子、夫妇等三纲伦常阶级转到政治、经济、社会阶级之上，以上是从长时段之平等观念共现关键词、修辞结构与话语系统演变轨迹中所得出的观察结果。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作者：邱伟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金观涛，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台北11605）；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999077）；刘昭麟，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