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逻辑、特征与进路

摘要：数字人文具有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作用。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方法复合性和环境发展性的变革特征。为充分释放数字人文的赋能作用，助力我国档案遗产保护创新发展，需要进一步从构建基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组织体系、完善基于客体复杂化的资源整合体系、搭建基于方法复合性的靶向策略体系和构筑基于环境发展性的动力保障体系方面规划其实践进路。

关键词：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这一思想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档案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唯有从濒危和“沉睡”状态中“活起来”，于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地保护与传承。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档案遗产保护固守的是以“载体、环境和技术性保护”为核心的内生型逻辑，对档案遗产承载的文化内核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型保护需求的关照明显不足，[2]从而难以在保护过程中真正盘活档案遗产。如何激活档案遗产的存续力和生命力，使其在“延年益寿”的基础上更好地“记录过去”“服务现在”和“贻鉴未来”，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档案遗产保护创新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数字人文作为现代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研究相遇并融合而形成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正以蓬勃发展之势为历史、艺术、考古、语言、建筑等多学科领域带来理念的创新和方法的变革，形成了诸如历史知识呈现、网络3D游戏设计、虚拟遗址场景构建、语料库编制、文化遗产建筑投影等丰富的应用成果。[3]档案机构作为数字人文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与其互动与融合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了诸如“影谷项目”“威尼斯时光机”等极具代表性的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涉及档案遗产的数字修复与还原、数据资源建设与组织、内容挖掘与呈现、信息服务与社会传播、虚拟场景重建等内容。[4]这些实践不仅是档案遗产助力数字人文建设的产物，同时也是数字人文应用于档案遗产保护领域的成功范例，实现了档案遗产实体保护基础上的内容价值的深度开发与呈现，彰显出数字人文的发展是“档案领域开发与保护的‘东风’”[5]，能够为新时期的档案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着重围绕数字人文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影响[6]、档案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特殊地位[7]、档案工作参与数字人文建设的基本模式[8]以及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组织[9]与整合[10]、内容管理[11]与整理开发[12]、编研方法[13]与传播服务[14]等展开探讨，形成的研究成果聚焦在档案工作整体层面或档案开发利用所涉及的具体业务环节，而较少涉及档案遗产保护问题。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基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侨批资源保护与开发模式”[15]以及“数字人文在数据时代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16]等观点，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论述，未能形成数字人文与档案遗产保护相结合的专门化研究成果。基于此，笔者将“活化”理念引入档案遗产保护之中，在厘清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之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特征及进路，以期为数字人文视野下寻求档案遗产保护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在文化遗产领域，“活化”既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又强调以“活态”开发的形式对蕴含其中的物质及精神价值进行解码、诠释、继承和重构。[17]将这一理念引入档案遗产保护之中，认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是指档案遗产物质实体保护基础上的档案遗产信息内容的价值激活、重构与释放，是促进档案遗产以动态、鲜活的面貌融入现代社会的可持续性的保护过程。伴随着“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的相互支持和协同发展”[18]，档案遗产不仅以数字人文重要基础设施组成部分这样的角色参与其中，其保护手段、整理与开发方式、传播与服务效果等也深受数字人文影响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过程中，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价值逐步彰显，使得档案遗产保护触角由“库房中的档案遗产”延伸至“档案遗产承载的信息内容”。总体来看，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既具有理论逻辑层面的合理性，又有实践案例的彰显和支撑。

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是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档案遗产保护的发展和拓新，旨在以“活化”思维引领档案遗产保护由封闭式、单一化、被动化向开放式、多元化和主动化方向发展，推进档案遗产融入现代社会，进而实现可持续性保护与传承。数字人文尽管在概念层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无论其定义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术相遇、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学术模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型”[19]，还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知识生产范式”[20]，其蕴含的“开放、合作、连接、多元、实践”[21]的核心价值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这高度契合了档案遗产的“活化”保护要求，成为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理论前提。

其一，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22]，其倡导的上述核心价值往往以一种“相互交叉的综合方式呈现”[23]，整体表现为开放融合、跨界合作与实践探索，即以解决人文学者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强调来自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与协同，而对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而言，若要真正实现盘活、用活档案遗产的目标，也必须以这些价值内涵为导向，树立“开放与合作”的思维理念，融合多方力量，采取多种方式实现档案遗产物质实体层面的科学保护及信息内容层面的价值激活、重构与释放，使这些档案遗产真正摆脱与世隔绝的“尘封”状态，积极拥抱现代社会；其二，“数字人文可以为传统人文知识的获取、标注、表示、阐释、取样与比较等带来根本性变革，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24]，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一种“数据驱动研究范式”[25]和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26]，这进一步开拓了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视野和思路。即以简单的数字化扫描等方式将档案遗产由物理存储转变为数字化保存，也仅仅是实现了档案遗产的数字化生存，而真正意义上的“活化”保护除了需要实现档案遗产“延年益寿”之外，还需要致力于档案遗产信息内容价值的数据化发现，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考虑如何完成其价值的重构与释放，进而打破档案遗产保护长期以来所陷入的“内循环”局限，在与现代社会互融的过程中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可持续性保护格局。

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强调以“活化”理念创新档案遗产保护实践，推进档案遗产由濒临损毁到焕发新生、由“沉默不语”到“开口说话”、由“束之高阁”到走进大众。档案遗产是数字人文研究的无价之宝和重要支撑[27]，往往凭借资源优势或工具属性参与数字化保护或数字历史开发等数字人文项目中。目前已开展的档案资源驱动型、档案机构主导型及档案相关型数字人文项目[28]，彰显出了“活化”保护档案遗产的效果，成为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实践依据。

其一，由于许多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实践在开展之初，“首先采取的是对实体档案资源的抢救、收集，通过数字修复与媒体融合技术对档案实体开展保护与再开发”[29]，从而使得这些数字人文项目既可以在档案遗产实体层面开展损毁原因探测、分析及数字复原，还可借助虚拟现实与数据库技术等实现资源汇集和数字化长期保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起死回生”的“活化”效果，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30]开展的首要流程即是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库房中堆积如山、泛黄易碎且艰涩难懂的档案遗产进行扫描和数字化保存以实现“青春永驻”；其二，以档案遗产为基础型或驱动型资源的数字人文项目，通过借助数字化、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可实现档案遗产内容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关联重构，从而将沉默的档案遗产变成可以“开口说话”的社会“财富”，例如，“沃顿小镇”项目[31]高度还原和重现了英国小镇的社会历史风貌，让这些古老的档案遗产在讲述“一战”期间的历史故事中实现“活化”保护与传承；其三，依托可视化、虚拟现实、地理信息技术等形式，可以通过虚拟展览、场景重建、创意开发、资源共享等方式打破时空局限，为档案遗产由“藏在深闺人未知”到“走出深闺人遍识”创造良好契机，例如，“记忆宫殿”展览项目[32]将馆藏档案进行3D转化并以虚拟世界地图的形式予以展示，从而让这些古老而珍贵的历史档案变得“触手可及”。

总之，数字人文遵循基于价值契合性的理论逻辑和基于“活化”效果彰显性的实践逻辑，具有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作用。但需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档案遗产类数字人文项目并非均以档案机构为发起单位，也并非都将保护档案遗产作为开展初衷，但是却为档案遗产保护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景观，在实现档案遗产“活起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这种潜在的“矛盾性”驱使着我们必须进行深度思考：数字人文如何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赋能？数字人文赋能之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

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是档案遗产保护主体借助各类保护方法，促使档案遗产与其所处环境深度互融进而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过程。可见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开展有赖于保护主体、客体、环境、方法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实际上，这四大要素不仅是维系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系统良性运转的关键因子，同时也是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着力点，即数字人文基于主体、客体、方法和环境四大要素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整个过程赋能，并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方法复合性和环境发展性的变革特征。

主体是指档案遗产“活化”保护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数字人文与生俱来地蕴含着跨界融合、协同创新等思想内核，其实践往往需要跨越学科边界与领域壁垒，融合资源方、技术方、研究者等多方力量共同完成。正因为如此，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主体结构更为复杂而多元，实现了由档案机构“单打独斗”向政府相关部门、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方向拓展。

首先，从“活化”保护的视角审视与档案遗产相关的数字人文实践可以发现，档案机构在其中大致扮演两种角色。其一，档案机构担任保护规划制定者、保护项目发起者和实施者等主导角色，主动发起以“活化”保护档案遗产为主要目标的数字人文实践，如“记忆宫殿”展览项目是荷兰国家档案馆结合其馆藏资源现状及发展实际而主动实施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实践；其二，档案机构依托馆藏资源优势，以资源供给者的身份参与相关数字人文实践之中，藉由数字人文实践携带的技术优势及引发的传播效果而从中间接获取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红利。如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在为“威尼斯时光机”项目提供档案遗产资源支持的同时，也实现了古老档案遗产数字化保护水平的提升及穿越历史长河的今日重现。

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成为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其中，文化事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等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宏观指导者或资金支持者等角色，如美国成立“数字人文办公室”[33]为数字人文项目提供资助；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则借助资源互补和技术共享等方式而成为重要合作者，如“隐秘的纽卡斯尔”APP项目[34]由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博物馆和纽卡斯尔市图书馆联合参与开展；高等院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通过成立数字人文中心或发起数字人文项目，以平台搭建者、技术支持者和方案提供者等身份参与其中，如“影谷项目”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启动；企业通常凭借资金、技术和人员等优势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纽卡斯尔NE1公司参与“隐秘的纽卡斯尔”APP的研发和设计；社会公众在享用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成果的同时也以合作者或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保护之中，如基于“影谷项目”开放存取的“在线互动性”，公众可以在获取档案资源的同时自主创建标签和笔记，有效弥补馆藏档案遗产资源的不足，并“通过自身的知识体系完成对档案资源的价值重塑”[35]。

客体是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对象，即档案遗产，包括物质实体和信息内容两个方面。由于数字人文实践的开展是以数据为原生动力[36]，要求参与其中的档案遗产需要在完成从“传统人文素材向数字世界的映射”[37]之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深入至档案内容的数据化编码”[38]，以更好地发挥基础设施支持作用。这种需求不仅成为促进档案遗产载体形态变革的动力，同时也为更细粒度的价值挖掘与呈现创造了可能，从而使得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客体在原有处于简单层面的“物质实体+信息内容”向更为复杂的方向变革。

首先，在物质实体方面，数字人文的蓬勃发展带来了3D建模、GIS、测绘遥感、虚拟现实、历史仿真、多光谱成像等技术的深化应用，可以在不接触且无损档案遗产原件的基础上获取“保护属性”[39]信息以辅助保护决策，同时还提供数字修复与还原，为档案遗产由模拟态向数字态甚至是数据态转变带来了契机，从而使得濒临损毁的档案遗产以数字化的存储与呈现形式重获新生。此外，这些技术的应用也为档案遗产载体性质等实体相关信息的探测和识别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基于档案实体的“活化”保护不仅仅局限于其制成材料和书写字迹本身，而是向更为深化的方向拓展，如制成材料的美学价值、书写文字的字体结构等。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借助机器学习技术，深入至古老手稿的文字结构层面进行识别，从而为建构社会关系网络奠定数据基础。[40]

其次，在信息内容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整理与开发较多关注的是档案遗产的来源及形成背景，在技术水平受限的情况下很难深入至档案遗产内容层面进行深度而全面的挖掘与处理，从而无法充分释放其内容价值活力。也就是说，传统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关注的是浅层次、单维度、孤立化的信息内容。而档案遗产类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促进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与关联、数据可视化等技术与档案遗产整理与开发的结合应用，让更细粒度的数据挖掘与语义关联以及更多维度的价值重构与价值发现成为可能。[41]这就使得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对象向深层次、多维度、关联化的复杂数据层面拓展。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之所以能够全方位展现古城威尼斯几千年的厚重历史，正是得益于充分的内容数据支持以及时间、空间与人物、事件等多维度的结合与关联呈现。[42]

方法即实现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目标所采取的途径或手段。数字人文是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人文阐释进而由媒介变革引发的知识生产范式的一次转型[43]，代表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正是这种“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相耦合”[44]的数字人文理念，改变了从单一技术维度或人文分析视角认识档案遗产的局限，在数字之“技”与人文“道”的有机结合过程中赋予了档案遗产“活化”保护以方法复合性变革。

首先，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人文在迭代发展中形成了涵盖数字化、数据管理与分析、可视化技术、VR/AR、机器学习技术等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在资源富集、知识重构、场景重建、增强艺术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优势。[45]将这些数字人文技术与档案领域的预防性保护、治理性保护与修复等保护技术方法、档案著录、描述、分类、鉴定等管理方法和编目、检索、展览等利用手段相结合，能够进一步优化档案遗产实现数字化保存、知识化开发和可视化呈现的技术路径。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旨在还原威尼斯历史场景，涵盖档案遗产资源数字化、基于数据分析的信息网络搭建和3D建模等环节，这一过程不仅得益于顶级扫描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所带来的强大数据资源，同时对于这些数据的处理也体现了档案管理中的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46]

其次，发展着的数字人文也在不断地受到人文学科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定量、时序分析、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询证实践、以及人、地、时、事、物等多种方法类型”[47]，辅之以数字人文技术体系的配合和支持，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彰显档案遗产所承载的“社会与记忆、情感与归属”[48]等人文价值内核，从而“能够从人文维度加强内容建设和人文关怀”[49]。这就让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在技术精度保障的同时，又有了人文温度的滋养。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基于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揭示和呈现威尼斯馆藏档案遗产中所蕴含的地理关系变化和社会网络关系，带领现代的威尼斯居民穿越到古代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文化。

环境是指影响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因素总和，作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介体存在，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因素构成的内环境和间接影响因素构成的外环境两部分。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开展一方面受制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其保护主体与保护客体也内嵌于保护介体所提供的环境空间之中，最终形塑了一个有机互动的“活化”保护生态体系。因此，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在主体更为多元、客体更为复杂的同时，也在内外环境方面迎来发展性变革。

首先，内环境是直接影响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因素总和，包括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相关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设施设备、思想文化、技术体系、人才结构、资金状况等，是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保障性环境，贯穿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整个过程，影响着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质量和成效。伴随着档案遗产与数字人文互动、融合的不断加深，数字人文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带来了思维理念革新、资源识别与分析、服务创新与优化的发展机遇，[50]从而有助于全面提升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内环境的保障力。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通过引入半自动化扫描机器人、断层扫描仪等优化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遗产的数字化技术。

其次，外环境是间接影响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因素总和，包括宏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既是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需求环境，又可以作为输出环境而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成果提供应用场景。传统的档案遗产保护与开发大多是局限在档案机构范畴内的单一主体行为，整体呈现一种封闭化状态，与外界环境的交互性较低。数字人文提倡多元、跨界与融合的发展理念，可以为参与其中的档案遗产营造与外界环境的共融空间，从而可以强化档案遗产“活化”保护与外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其中，档案遗产“活化”保护与政治环境融合以发挥资政参考作用和彰显身份认同为重点，与经济环境融合可以在经济效益助推之下获取持续性保护动力，与社会环境融合可以从社会公众视角出发建构需求驱动型的“活化”保护方案，与文化环境融合则可以充分挖掘、提炼、展示和传播档案遗产的文化基因并参与建构全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在历史溯源、科学研究、在线开放课程与教育、企业孵化与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1]

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呈现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方法复合性和环境发展性的变革特征，这不仅有助于明确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如何融入数字人文发展潮流提供了思路指引。然而现阶段，我国档案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活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与数字人文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之处，如何充分释放数字人文之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赋能作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这就需要结合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变革趋势，进一步从组织层面、资源层面、策略层面和保障层面探寻系统化的实践进路。

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档案机构虽然作为档案遗产的供给方，但却非“活化”保护档案遗产的唯一主体，政府相关部门、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科研机构、企业、社会公众等在档案遗产“活化”保护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置身于数字人文时代的档案机构必须摆脱传统语境下作为单一保护主体的局限，搭建基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体系，形成集合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活化”保护格局。

一方面，搭建纵横交织的多元主体协同保护生态圈。档案机构应深度研判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遗产保护的变革趋势，转变原有封闭且单一的思维模式，在实现各级档案机构之间的纵向协同以充分整合档案系统内部资源的基础上，以“跨界与融合”的数字人文理念为指导，可以通过“联合图书情报工作领域开设图情档专门数字人文研究中心”[52]、在数字档案馆中嵌入档案遗产数字人文服务平台、依托高校档案专业开展数字人文教育等多种方式，积极寻求与图书馆等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数字技术公司等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横向协同。这可以为档案机构参与数字人文项目实践奠定合作基础，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并获取智力、技术、资金、需求反馈等支持，形成多机构参与、多平台交流、多角度合作、多思想汇聚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生态。[53]

另一方面，搭建以档案机构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保护平台。目前我国档案领域在数字人文实践方面已有所探索，如上海市档案馆推出“上海记忆”项目、天津市档案馆开展“津沽史料”项目等，但同图书馆、博物馆领域相比，在多元主体汇集力及项目开展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档案机构应以当前实践为基础，积极借鉴“中国记忆”、“盛宣怀档案知识库”等项目的成功经验，以“活化”保护档案遗产为目标主动开展档案遗产类数字人文项目。这不仅可以为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科研机构、公司、社会公众等主体搭建协同参与平台，进而实现馆藏资源优势与合作方专业知识、技术、人力优势的整合，[54]还可借助项目机制具备的目标明确、边界清晰、范围可控等优势[55]，更好地实现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协调与行为约束。

数字人文本质在于资源本体，即通过资源采集、加工、处理和呈现，构建某种概念框架和模型并呈现新的知识体系。[56]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客体之所以呈现出复杂化特征，关键在于数字人文对所需资源整合程度及数据化水平的较高要求。这就说明唯有深化资源整合，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档案遗产资源体系，才能提升档案遗产参与数字人文的质量，进而充分释放数字人文之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赋能作用。

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档案遗产实体资源整合体系。数字人文赋能下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除关注档案遗产本身的数字修复、还原及可视化呈现之外，还围绕档案遗产形成的时空背景、使用的载体材料等多维特征进行揭示、解读和语义关联。为此，完善档案遗产实体资源整合体系，应在借助数字修复、媒体融合等技术实现实体资源的保护和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侧面反映档案形成及流转的时空特质的信息”[57]纳入档案遗产数字化建设之中，实现档案遗产实体价值的多维描述和全面揭示，为充分释放数字人文赋能作用做好数据资源储备。在此可以借鉴“扩展的物品和空间：犹太人大流散中的仪式物品”项目[58]，其用数字模型介绍展品的来源、使用群体、历史信息和获取传播的信息，进而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化资料的活态档案，实现对这些展品的多层次探索和解读。

另一方面，应在内容层面拓展档案遗产资源整合的深度、广度和关联度。档案机构应立足当前档案遗产的数字化现状，进一步依托语义描述、本体建模、数据关联等技术，对档案遗产进行数据层级的细粒度标引、深层次挖掘与阐释，将其转变为可兹利用的智慧数据。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开展战略合作，打通与相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隔阂”，实现跨地域、跨机构、跨层级的资源流动和共享，通过资源主题聚类和相互映射最大限度地确保资源完整性。此外，还应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59]体系架构的基础上，立足自身馆藏特色发起构建面向特定主题的数字人文仓储[60]并进行本体建模，吸纳和聚合与该主题相关的档案遗产资源，并在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完成公众需求的发现与表达，形成具有集成化、专业化、精确化、智能化与互动性特征的资源深度整合与共享空间。[61]

基于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所呈现出的方法复合性的特征，档案机构除应把握数字人文发展契机，开辟更为多元化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路径之外，还应理性地看到，任何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的采用都是以解决人文研究问题为基础和前提的。这就要求档案机构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将多元化的技术方法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价值目标相结合，探索更具靶向性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策略体系。

一方面，应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充分释放数字人文之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赋能作用，不仅要倚重于多样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不能背离激活、重构与释放档案遗产价值内涵这一“活化”保护的初衷。为此，档案机构应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思维与形式创新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目标追求有机融合，避免因单纯追求外在形式的光鲜亮丽而偏离了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核心要旨。同时还应注意，积极引入数字人文技术与方法并不等于对其“简单移植”和无差别套用，而是需要结合档案遗产的馆藏机构状况及特点、材料质地、内涵价值等个性化特征，因地制宜地选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和配置方案进行精准保护[62]，进而形成定制化的、独特的“活化”保护成果。

另一方面，应坚持“问题意识”与“数据意识”的融合。“问题意识”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起点和灵魂所在，“数据意识”则是使其更为充实和丰满的血肉，二者缺一不可。[63]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的场景，如“记忆宫殿”展览让馆藏档案遗产“触手可及”，“隐秘的纽卡斯尔”APP项目让古老档案遗产与现代城市发展交相辉映，而这些都得益于海量数据资源支持下对“独特的人文问题的理解、呈现和探索”[64]。正因为如此，档案机构应坚持“问题意识”与“数据意识”相融合的理念，并贯穿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全过程，将数字人文技术方法所赋予的数据发现能力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所面向的多元化的需求内容相结合，搭建具有靶向性“活化”保护效果的策略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工作不仅因资源共建共享标准缺失、技术与经费投入不足、人才队伍建设薄弱等而缺乏基础保障，同时也因与社会融合度不够，多元社会主体参与不足等原因而面临着持续性开展的困境。[65]针对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呈现的环境发展性特征，唯有充分释放内外环境因子活力，营造良性的环境发展生态，才能充分发挥数字人文赋能作用，促进档案遗产“活化”保护事业的稳健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应构筑基于内环境要素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为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创建稳定发展的基石。首先，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符合数字人文发展且适应档案遗产等文化遗产保护需求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并建立国家级数字人文中心，统筹指导和协调规范档案机构及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活化”保护行为，促进遗产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安全存取；其次，应在机构层面通过科学引入数字人文理念与方法、制定切合机构实际的具体保护发展规划、搭建多元主体交流与协作平台、培养或引进“数字人文型”馆员[66]及争取或吸引多元投资力量等方式为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提供理念指导、制度和平台保障、人才和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应构筑基于外环境要素的场景驱动保障体系，为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档案机构应立足馆藏资源特色，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进行“活化”保护场景的创设和细分，形成以多元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的“活化”保护模式。如数字记忆场景即是档案遗产与社会文化环境融合的产物，有助于其传统价值的充分发挥及研究、参考价值的延伸，同时也在满足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公共文化消费、社会发展等需求的过程中[67]，驱动着整个“活化”保护过程的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等的相继启动和有序开展，我国档案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遗产保护的真谛不仅限于“运用各种保护手段最大限度地延续其生命”[68]，还应思考如何在妥善保护的基础上让档案遗产这一过去活动的记录“起死回生”并“活现于世”，在现代社会中发光、发热、发亮。[69]数字人文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开阔了档案遗产保护的视野和思路，在实现档案遗产“活起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将“活化”理念引入档案遗产保护之中，在阐明数字人文何以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保护主体、客体、方法和环境四大要素出发剖析数字人文赋能所引发的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变革及特征，并以此为基点从组织层面、资源层面、策略层面和保障层面出发初步探索数字人文赋能下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进路，以充分且合理地释放数字人文之于档案遗产“活化”保护的赋能作用，助力档案遗产保护事业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全文原载《档案学通讯》2021年第3期

引用格式：姬荣伟,周耀林.数字人文赋能档案遗产“活化”保护：逻辑、特征与进路[J].档案学通讯,2021(3):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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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姬荣伟 周耀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编辑：李俊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