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惠玲

21世纪以来，从“人文计算”孕育而生的“数字人文”搅动了人文世界的一池春水，涟漪泛至人文社会诸多领域，不仅生成大量智能数字文化产品，也改变着人类知识生产、获取、评价的方式和规则，引发人类关于阅读、研究、发现、创新的诸多哲学思考、方法更新和工具设计，迅速成长为拥有理论、学科和文化项目的一片天地。

“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这些记忆“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在人类生活向网络空间迁移的时代，如此广泛的记忆必然寻找数字化存在方式，于是“数字记忆”在世界各处如约而至，不同主体、不同题材、不同形态，可谓雨后春笋，风景万千。

用“方兴未艾”来形容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现状都十分贴切，同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现象的相遇，本应有很多交织，相通相融。但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被身在其中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绕行了，数字人文的宽大领域鲜有涉及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在发展中也少与数字人文对话沟通。为讨论方便起见，本文暂且将二者作为平行的两个概念、两个领域加以讨论分析。相比而言，数字人文在发展中比较注重自我认知和理论建设，有学者统计，国际上9种数字人文期刊已发表相关论文数千篇；根据知网统计，国内2005—2019年数字人文方面的论文有557篇。这些中外论文不乏关于内涵外延、现象本质、核心边界之类深层问题的研讨。而数字记忆更像是在专心建设，无问西东地自在生长，理论研究相形薄弱，方法论、工具层的构建亦未形成通用范式。或许是出发点和状态差异所致，二者兴起早期如同平行线各自延伸，相互之间少有关照；随着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相遇和相交，二者开始若即若离，似同似异，厘清相互关系的需要和可能逐渐加大。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导问题，更不是给数字记忆攀附一个热门族群归属，而是要在二者的诸多表象中抽取出它们的特质，在比较中深刻认识其各自的本质属性和特有要素，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中确定各自的定位与关系，并引导未来走向。

目前，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都处于成长期，不仅“数字人文的版图边界还有待商榷”，对于数字人文究竟主要是一种学术组织形式、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学科，还是一种实践，人们也认识不一。而数字记忆的功能和形态都基本处于实然阶段，缺少概念化、体系化提炼。在两个领域的自我界定尚未明确之时讨论二者间的关系显然难以摆脱各种困惑局限，所做分析只能属于“现在时”，二者的发展变化将不断调整或塑造新的关系状态。

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具有很大的交集，在对象和方法上多有重合，一些项目同时具有双重属性，比如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目前承担的亚洲人权委员会的“数字档案：后种族灭绝的卢旺达记忆重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战‘疫’记忆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华”、中国盲文图书馆的“视障人士记忆”等。同时，数字记忆出于特定功能需要的某些构建方法目前并未被数字人文包含、认可，可视为二者不重合部分。随着二者的发展成熟，其重合面将会逐渐扩大，当数字人文及其方法体系的包容度更大更清晰，数字记忆的方法体系更科学规范时，数字人文很可能在总体上成为数字记忆的上位概念，数字记忆成为数字人文的一种特色类型或一个支脉被包容于其下。

数字人文定义纷繁，学者们对其内涵外延的表述各有方圆，口径不尽相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布雷特·博布利（Brett Bobley）的观点影响比较广泛，2011年他在Taporwiki论坛提出“我们使用‘数字人文’作为一种伞状概念（Umbrella Term）以指代一系列围绕在技术和人文学术研究周围的不同活动”。维基百科在“数字人文争鸣”（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中进一步指出：“在这样一个巨大无边的大帐篷式（BigTent）的数字人文定义中，有时候很难确定数字人文到底需要做什么。”李点在考察了20多种定义后，把数字人文的“灵魂”归结为数字媒介与传统人文的交叉，也就是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考察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又用人文学科的范式来探索数字媒介的功能与意义。其他有关表述林林总总，大多无外乎数字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认同“伞”或“帐篷”式概念的宽大容量。按照上述界定和分析，数字记忆有理由成为数字人文大家族的成员。

1.1 领域对象的人文属性

这里的关键是辨析数字人文中“人文”的含义。无论是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我国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其“人文”均涉及人事、思想、信仰、道德、伦理等与人相关的宽厚涵义。记忆是人类最为普遍的精神现象，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媒介理论等都有密切关系，是以人为核心的跨学科领域。数字记忆是对文化记忆的数字构建，而文化记忆是对脱离了人脑、进人“外部存储器”的过去经验的一种建构，以某种信息符号，诸如文字、图像、声音以及各种隐喻，寄居在一定的媒介上。“如果我们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档案、图书、图画、照片、电影、音乐、器物等记录物是人类追溯过往、认知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文化记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记忆现象的人文属性是顺理成章的。

从早期的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大多数项目针对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传统人文学科知识，然而在数字人文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理解和阐释的“人文”内涵却逐步超出人文学科的范畴，项目选题和资源类型逐步扩展，有的波及多学科知识，有的面向某种具有人文内涵的社会现象，比如对于历史或现实社会议题、人物、事件的语义分析、知识构建等。数字记忆大多以记忆主体为核心，围绕个体或社会群体，涉及大量与人文学术及社会文化现象相关的议题，这就使得二者在所涉范畴上有了重合基础。例如,在全球颇有影响的“威尼斯时光机”项目，旨在利用千年历史档案呈现自公元900年至2000年城市建筑与文化的宏大发展史，“这些庞大的历史资料可能涵盖了100亿个事件”“详细记录了历史上威尼斯城市生活的所有细节”，包括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医疗、税务、地理、建筑、航海、市民居住网络与生活等。项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卡普兰（Frederic Kaplan）形象地称“威尼斯时光机”将打造一个“中世纪威尼斯Facebook”和“历史倒带纽”。显然，这个典型的数字人文项目大大超出了人文学科范畴，立足“人文”的宽厚之意，同时带有显著的记忆建构性质。与此同时，不少以记忆命名的项目直触人文学科内容，包括地理区划、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场景等相关典籍资料的汇聚和分析，如“中国记忆”“佛罗里达记忆”“北京城门”“孔庙”“燕南园”“老舍”等。而每一个记忆项目都饱含人文意象，因为记忆主体都是个体或群体的人，记忆内容都是以人为中心和原点的多方面知识。

1.2 数字资源的多样性

无论是数字人文还是数字记忆项目，基础都是资源的数字化汇聚，大多数成果形式为一个库。数字人文项目比较多地围绕主题内容、资源类型展开，比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主要收集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旨在汇总地点和行政区划的空间数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中国家谱数据库”“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国数字方志库”等都有特定的学术内容和资源种类。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有些数字人文项目的资源比较广泛，仍以“威尼斯时光机”为例，其资源来自威尼斯档案馆所藏丰富的档案，包括手稿、专著、画作、信函、文件、海量地图等，内容涉及出生和死亡记录、医疗记录、纳税记录、公正记录、专利登记簿、地图、建筑设计图、城市规划方案、旅游导览图及和平条约等。不少数字人文学者认为，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进化”的诱因和特征之一就是超越文本的单一性，接受包括网页、影像在内的多种媒介资源的并存与互补。事实上，随着数字环境的复杂化、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生产能力的提升，数字人文项目的资源不断趋向多样化和复合化。而数字记忆项目历来需要以来源广泛、媒介多样的资源作为记忆的基础素材和支撑，如“中国记忆”“新加坡记忆”“北京记忆”“记忆四川”等，均为图文声像并用，形式繁多。其中“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使用和存储了来自文献机构、民间、现场采集和专题制作的图书、档案、地图、照片、口述、音频、视频等多种记忆资源，这种资源特点恰巧应和了数字人文资源的多元变化趋势。

1.3 数字方法的近似性

数字方法是数字资源的点金术，对于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项目莫不如此。按照数字人文创建者之一约翰·昂斯沃斯（John Unsworth）的观点，数字人文的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探索、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为了实现这些改变，数字人文从资源采集识别到组织分析采用了大量的数字技术和方法，开发了许多实用平台与工具，智能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记忆生成、保存、传播的全生命周期都处于数字环境中，包括昂斯沃斯所述范畴在内的各种数字资源处理技术方法都要使用。从以下三个案例中可以大致看出数字记忆项目在资源组织上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相似路径。

案例之一，芬兰国家集体记忆平台“CultureSampo”把因战争分散的记忆资源汇集整合，划分为67类，以此再现l9世纪芬兰的国家集体记忆。在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资源进行管理时，“CultureSampo”利用包含80万个地理信息的芬兰地理信息注册表、芬兰1865—2007年县域时空本体、人物和机构本体，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本体，如“艺术家联合名录”（ULAN）等，来定义和解释资源中有关位置、时间、人物和机构的概念及其关系；利用农业、林业、艺术、摄影等领域本体为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本体建模，根据本体模型使用18种元数据模型、204个基本属性对所有资源进行著录。最终以270万个三元组的形式将13.4万个记忆资源以及28.5万个相关文化要素（人物、位置、机构、时间等）存入“CultureSampo”知识库，支持“CultureSampo”门户在前端各类应用，包括地图可视化、深度检索、时间轴、传记浏览，等等。

案例之二是浙江省仙居县高迁古村的数字记忆“记忆高迁”。高迁是一个千年古村，资源分散多样，该项目以“前站后库”架构同步建设“记忆高迁”门户网站和“高迁数字资源库”。项目组将采集和制作的大约240G、超过3500份的数字资源，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三维文件五类格式上传至“高迁数字资源库”，以文献遗产、建筑空间、家族先贤、精神文化、口述采访、数字产品等不同主题分类管理，对所有文本资源进行了人物、位置、时间、事件和实物五类实体标注，形成了高迁古村数字资源实体库，并以关联实体方式对文本资源进行深度标签化，为更深层次的文本挖掘和关联数据开发奠定了基础。对于图像资源、音视频资源等，则以“特色标签”方式增加相关人、地、时、事、物的标注。基于“古村落文化本体”和所有已标注实体，利用protégé软件创建了高迁古村文脉图谱，可视化呈现高迁古村数字资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联系。

案例之三是上海市图书馆的“上海年华”。该项目定位为城市记忆，设有“图片上海”“电影记忆”“上海与世博”“从武康路出发”等板块。为了真实再现上海的历史变迁，“图片上海”发掘和整理上海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中的图片资源，对其数字化后，将图片解析成时间、地点、人物、机构、关键词等各类元数据信息，形成各种穿插关联，实现对图片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并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从武康路出发”通过AR导览，介绍武康路历史人文建筑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上海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包括第一手资料和经专家深度加工的专题库、知识库资源，将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建筑与文化记忆资源深度整合，具有旅游文化导航功能。上述数字记忆项目的资源汇聚和加工与大多数数字人文项目在目标、原则、方法上的重合性显而易见。

1.4 项目成果的复合性

数字人文界对于“伞”或“大帐篷”的形象诠释有很高的认同度，而对于其下究竟罩住了什么则是见仁见智,各有视角。布雷特·博布利“倾向于将材料开放、知识产权、工具开发、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原生数字资源储存、多媒体出版、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GIS）、数字重建、技术对多领域影响的研究、教育与学习技术、可持续模式等议题”囊括其中。后来出版的《数字人文争论（2016）》又将“大型图像集可视化、历史文物3D建模、原生数字资源传播、标签行动主义及其分析研究、AR游戏、移动创客空间”扩充进了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中。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设置“数字人文奖项”，近年来重点关注和资助的数字人文方向包括电子出版与编辑、电子文学、沉浸式与虚拟环境、人文领域的计算机游戏与模拟等。张耀铭将国外数字人文项目归纳为GIS历史地理可视化、语料库建设、历史数据库建设、社会及历史场景重建、档案数字化五类；王晓光则归纳为历史地理可视化、文本挖掘与TEI标准、语料库语言学、虚拟实境实现、图像分析与数字重建等六类，相关列举不尽相同，并未引起实质性的争议。

很多数字记忆项目是上述多种形态的混合体。比如“北京记忆”数字资源平台，针对不同的记忆对象和记忆场景分别采用多种方式呈现，包括数字叙事、数字重建、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3D建模、数据建模、VR/AR、动漫游戏等，同时对原生和再生的数字资源进行存储和整合。如此多种数字人文形态的合成并用，自然使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产生多面重合。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数字记忆在使用数字方法处理多样化的数字资源，实现记忆资源的整合、知识呈现与发掘等方面，与数字人文所追求的提高人文研究效率和深度、变革知识生产方式、带动人类文化认知进阶的深层目的和实现路径具有明显的吻合度。

虽然“总体上说，针对数字人文的定义或范围，学者们很少有统一的意见——很多从事数字人文的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完全避免回答数字人文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综合性描述中窥见现今数字人文的基本框架。数字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艾伦·刘（Alan Liu）通过对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有关文献的分析，指出当前数字人文的四种共同特征：（1）使用已经存在的数字语料库，即处理和分析已经建设好的数据库；（2）使用量化或模型方式来规划人文研究领域中的问题；（3）选择一个特定的学科去设计项目；（4）技能的结合，诸如对编程与批评分析的同时运用。北京大学王军等以数字人文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期刊——《数字人文学刊》（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和《数字人文季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以及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稿件共计约l700篇文献为主要数据源，梳理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块，即数据采集与资料库构建、研究工具与研究平台的建设、数据分析与结果解读。三个模块包含的基本流程是数据的收集、清洗、资料库的构建，以及数据分析。大卫·M.贝里（David M.Berry）搭建了“数字人文堆栈”，用界面、系统、公共结构、代码/数据、机构、编码与教育六个层次表达数字人文的构成元素和关系结构，把知识表示、数字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档案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线索。这些综合性描述的切入点和归纳方式各有不同，但主要线索都是围绕数据的汇集、处理与分析展开，大致揭示了当前国外学者对数字人文内涵的主流认识。

再看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大多具有记忆资源存储和呈现的双重功能，因此基本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容丰富的资源库，收藏、存储记忆资源并为记忆呈现提供支撑；二是充分的展示空间，有效呈现记忆内容。不同记忆项目对于这两种功能的设计处理不尽相同，但大致都形成了相应的资源平台和展示平台，“北京记忆”等则明确为“前站后库”架构，前站承担展示功能，后库侧重保存和知识组织。资源库组织的构建原理和方法与很多数字人文项目基本相同，只是在数字方法应用的规范性、多样性、拓展性方面有程度差异，能达到前文例举的芬兰国家集体记忆平台等资源处理水准的尚属少数，应用深度也有待提升。在资源呈现方面，数字记忆却具有一些特殊之处。总体上看，数字记忆尚未形成明确的以数据组织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与实施理念。

根据记忆资源呈现方式的不同，目前世界范围的数字记忆项目可以粗略分为展陈型和叙述型两种体例。展陈型主要将该专题数字资源进行系统化展示，叙事型则是以数字记忆资源体系化、逻辑化、情节化、叙述式地呈现该专题内容。适应文化记忆的构建特点，两种类型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叙事线索和特征，其中叙事型项目更为突出；与大部分数字人文项目相比，算法的应用相对较少，而是混合使用了多种数字呈现方法。

从当前状态看，面向人文学术的数字人文项目和面向个体、群体记忆的数字记忆项目在资源呈现方面有多种差异：前者的使命主要是知识组织、发现与创造，后者更突出通过记忆构建唤起情感共鸣或身份认同；前者侧重以文本为主的各类资源的数据驱动，后者除利用各类可移动、不可移动资源之外，也吸收调查与创作资源，兼有数据驱动和事实阐释驱动；前者以远读为主要资源分析方法，后者则兼用远读和细读——为追求记忆接近真实，对某些资源的细读及文化分析必不可少；前者多采用量化研究，借助算法进行文本分析，后者要兼用质性研究，到相关情境中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通过与对象互动来理解和解释其行为，梳理事实线索；前者追求结论、逻辑严密严谨，其可视化多为计算结果的映射，后者浸入当下意识和情感，融人意义感，可视化中含有源于历史、体现当下认知的创作型表达；前者的公众参与形式多为众包任务，后者更加重视众筹资源；前者的成果主要是数据库和学术结论，主界面注重提供多途径查询入口，后者除资源库、移动端、网站之外，还会有多种表达记忆叙事的数字产品，如动画、3D建模、互动游戏、口述、视频等，主界面注重向用户提供直观、便于理解的资源分类体系或专题列表等导览系统。总之，人类记忆的场景性、情节性、时空性等特质对于数字记忆的叙事性表达需求，使之在呈现界面采用了较多非计算方法，转而利用多样的数字方法，以感性和理性的交织，兼及知识（事实）传播与情感呼唤，形成饱满的再现力和感染力，这样一来，便与大多数面向学术的数字人文项目有了不同的形象性格和方法应用。

在跨界风行的时代，具有交集的新事物比比皆是，二者相交、多者相交不胜枚举，这是当今及至未来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状态，并无必要也不可能人为纳入逻辑严谨的关系框架。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以部分重合状态相交而立，尽管关系有些模糊，却也各自生长，因此在二者的关系上，与其纠结于概念逻辑，倒不如相向推进，共同关注同样处于成长期的它们怎样交往更有利于认知的完善以及实践方向的把握、实践水平的提升。

3.1 从计算方法到数字方法

就数字人文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同步扩大包容性，有利于推动学科共同体和领域共同体的结成，提升包括数字记忆在内的各种数字人文形态的发展和成熟。“人文计算”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探索式存在中，不断在文本类型、计算方法、应用领域、环境适应和功能实现等方面寻求突破，进而转型为“数字人文”。这一概念转换所蕴含的内容丰富且纷杂，后者与前者既有着血脉相连的继承性，也有对前者的蜕变和超越。新领域的命名当时经历了很多争论和选择，最终保留“人文”而将“计算”改为“数字”，表达了大多数学者在坚持人文对象、扩大方法和领域包容性方面的基本共识。在数字人文中，人文依然是引领和落点，发现和解决人工研究中耗时费力或无能为力的问题是初衷和目标，为此无须对方法严苛限制。方法需要服从、服务于目标的实现，这种思维逻辑和学术原则正是数字人文走向更大包容性的缘由之一。很多学者主张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各式的可能和想象，扩大数字人文所蕴藏的能量和潜力”，指出“这一全新的命名（数字人文）明确地启发了一个更大的领域，而且也被用在更广阔的环境里，用以从整体上形容介于人文学科和信息科技之间的活动和结构”。在这个大前提下，关注点主要聚焦于数字人文可以扩容到什么地步，必须恪守的原则或方法论是什么。

对于数字人文涵盖范畴的理论推演和直观感觉有时存在一些微妙的错位。与扩展性发展的理论主张不尽同步的是，现实中仍有一些数字人文学者或多或少地执着于人文计算时期形成的主要方法论和格局，对于非计算方法的应用持有疑虑甚至拒绝，如同大卫·M·贝里所指出的“大规模数据集的‘恋数情节’的兴起”和“日益增长的泛计算主义”，以及由此推高的“数字人文研究在量化计算领域增长而在人文领域衰减的趋势”。尽管专家们列举的数字人文子领域牵涉计算和非计算的多种数字方法，但是现实中将非计算类项目视为旁物或不正宗的若即若离感，一直或明或暗地困扰着数字人文的格局。

数字方法和计算方法的异同并不容易说清楚，不同口径的界定会导致不同结论。在数字人文语境中或许带有宏观与微观、泛指与专指之别，有时互有包含交叉，一些目前主要不是计算的数字方法，随着技术发展也可能逐步融进计算手段。就目前来说，数字方法在含义上比计算方法具有更宽泛的包容和所指，针对各类资源所做的数字化采集、加工、组织、分析、呈现都在此列，但不一定是计算方法。数字记忆和目前理论上被纳入数字人文领域的数字出版、电子文学、数字重建、互动游戏等，都有相当部分并未采用严格的计算方法，而是较多地将人文研究的阐释和叙事性与数字媒介的特征结合起来，应用多种不同的数字方法。

毋庸置疑，计算方法是数字人文普遍且重要的一种方法，此间包含的计算思维是数字人文的基础性思维之一。但是，计算方法是不是数字人文的必要条件却颇有探讨必要。有人认为“数字人文最直截了当的一种解释是，将计算原理、过程及机制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简单说来，数字人文就是计算方法在人文学科中应用”。也有人认为数字人文“兼重数字算法与人文诠释”，“使用计算机技术处理人文学科问题的实践已超过了人文计算定义问题，也就是‘数字化’或‘计算’已经不足以概括这一领域的实际情况”。还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使用“数字人文”取代“人文计算”，不管是一种“战术便利”，还是一种“包容更多内容的意图”，都表现出了这一领域新的发展方向。在转变与发展的过程中，使用新技术处理人文学科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更趋向于多元化，方法的变革对于新问题的挖掘也将起到反向推动作用。究竟是把数字方法还是计算方法作为数字人文的方法基础，成为界定数字人文范围的一种隐形认知差异。

有国外学者将数字人文兴起的重要出发点归结为重构数字时代人文知识的脉络和内容，从新的技术角度构建当代人文知识系统和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数字人文不仅会更新现有的人文知识系统，还将改变有关研究的思维体系和认知框架。那么这个改变仅仅来自于“新的技术角度”吗？数字人文是仅需要计算方法蕴含的抽象思维，还是兼而接受特定任务中的形象思维？是仅致力于面向一般结论的模型构建，还是兼而开展面向特殊情景的叙事描绘？是完全立足于数据驱动，还是兼纳问题驱动？是仅注重归纳方法，还是可以兼用演绎推理？思维方式与数字人文的结构、功能相辅相成，数字人文的趣旨要求思维方式的改变方向不是从人文角度转向技术角度，而是走向二者的对接融合。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人认为，数字人文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域，而是更趋近一组互相交织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探索在不以印刷品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媒介的新世界出现的各种问题。当数字人文“大帐篷”下笼罩的人文对象类型足够丰富多样，功能定位各不相同时，单一的思维和方法必然力有不逮，数字人文的开放性发展有赖于底层思维的多维与兼容。

3.2 从传统叙事到数字叙事

就数字记忆而言，在实践中加强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研究，有利于从广阔的数字文化沃土中汲取养分，提升数字记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功能度。个体或集体记忆都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每一个数字记忆项目都可以采用独特的表现形式，混合应用多种不同的数字方法，从丰富的个别现象中提炼一般性规律具有挑战性，对于个别事物的反哺和提升价值也很明显。数字记忆项目的构建者们大多不缺少人文情怀，比较重视对实践项目的设计创新，但是对于原理、价值、功能、思维、方法论的抽象提炼和理论构建却关注较少；比较重视记忆对象的脉络追踪、记忆资源整合和记忆受众的体验感受，但是与数字人文等相关领域的交流意识却比较淡薄。或许是这些原因，与数字人文有着许多内在吻合并遍地生长的数字记忆并没有引起数字人文圈子的关注，在数字人文有关类型的列举中鲜有提及。

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家族之间的疏离感很大程度上缘于数字记忆的叙事特性。记忆有赖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要素串联的图景或故事来复现，所以叙事不可缺少。从传统媒介记忆中成长起来的数字记忆，其叙事内容往往缺少结构化组织，较少采用计算方法，与从人文计算中成长起来的数字人文便少有互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和厘清。

一是数字人文的方法中是否包含数字叙事？事实上，数字人文帐下的电子文学、电子游戏、数字重建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叙事性。电子文学在互动中形成的开放式情节需要算法支撑，并服务于叙事效果。与传统叙事不同，数字叙事可以借助数据库和新媒体展开，“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几乎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结构”。数字叙事多层、多维、多媒介、网状、开放等特点赋予叙事很多新的可能，可以、也需要应用包括计算方法在内的多种数字方法，数字人文事实上已经接纳了数字叙事方法的某些应用。

二是数字叙事是否可以产生知识关联、知识发现的效果？这是数字人文接纳数字叙事的条件之一。从经验出发，人们通常认为叙事不能用零散的数据拼凑而成，随机存取的数据库与叙事没有内在关联性，因而得出“数据库和叙事是天敌”的结论。然而，叙事学专家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告诉我们，即使是天敌，有时候也可以召集在“谈判桌”上，数据库不一定不能支持某种叙事体验，这需要进行适当的设计。叙事从来包含多种维度和关联，叙事学主张“必须容许对围绕被述事件的目标、计划、因果联系、心理动机的阐释网络进行重构”。实际上，叙事中除了显性的因果关系之外，也含有各种复杂的纵横关联。与传统叙事的线性结构和单向传播不同，数字叙事的非线性组织以及与用户的互动，可以揭示作者、文本、读者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获取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关系信息。恰当应用数字方法完全可以从其中的知识碎片中得到新的连接和发现，而这些效果将来自我们对叙事的设计、对数字媒介和数字方法的应用。

这种设计对于数字记忆的叙事十分必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故事数据化，即将用于叙事的多源多媒体记忆资源进行结构化处理，包括元数据著录，建立概念模型，抽取实体、属性和关系，建立数据关联等，使丰富的记忆资源形成网状关联并实现智能检索，其价值将得到大幅提升和活化；另一方面是数据故事化（Data Storytelling），这是数据泛在背景下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是指为了提升数据的可理解性、可记忆性及可体验性，将数据还原或关联至特定情景，并以叙述方式呈现的过程。其本质是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呈现“从数据中发现的洞察”。故事数据化、数据故事化，不仅可以使数据库和叙事在“谈判桌”上达成“和解”，彼此成就，也可以逐渐弥合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之间的疏离，让数字记忆获得新的发展路径和能量。

数字人文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很多现象不能在既有框架中得以安放和解释。大跨度的学科相交，“伞”状或“大帐篷”的隐喻，为人们关于数字人文边界的推演留下巨大的想象和思辨空间，接续而来的波澜将卷向人类知识生产与评价的范式规则、现有学科结构以及很多学术思维惯性。

从数字人文的视角看待数字记忆，缘自笔者多年从事数字记忆实践和关注数字人文发展的些许思考。把数字记忆看做数字人文的一种形态、分支，抑或是旁系、近邻各有道理，不急于给出确定结论或许是个好的等待，给二者的前行留下更多探索空间。上述讨论的本意，比起厘清二者关系更希冀的是找到其中的原因和思维逻辑，并对数字记忆的本质、方法做一点理性思考。

关于“数字人文谱系”，大卫·M.贝里所做的分析以及引用几位学者的看法耐人思考。“我们的整个文化遗产必须以数字形式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新组织和编辑（McGamant,2004:25）”。“数字人文不但被‘理想地定位为创造、改变和传播了人文公众交流新方法’，而且‘创造了从根本上重塑人文领域的技术’（Liu,2012:496-7）”。这两段话可以让我们大略领悟作者构建数字人文谱系的远大理想和开阔理念。在这样的构想中，数字记忆有理由成为数字人文的一个特色分支而存在发展，丰富数字人文的形态、功能和方法体系。数字人文谱系形成和延续的故事也将成为人类的美好记忆，采用数字方式加以留存和传播。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5月6日发布的文章《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 ——兼议数字记忆的方法特点》，已获授权。

原文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李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