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资本主义宣布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阶段，并引起社会关系、阶级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变化。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高级人工智能的开发，信息与传播技术完成了更彻底的数字化升级，数字媒介从生产环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一切领域。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用信息社会准确地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了。当智能电话、支付宝、滴滴出行、VR（虚拟现实技术）等已经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时，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对于人类的命运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字技术到底带来人的平等与解放，抑或是资本的一种剥削的新形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解剖数字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变化，学者们根据不同视角，一般将其概括为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后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等等。不同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症候表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角色的工业无产阶级走向衰落。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丹尼尔·贝尔、安德列·高兹等人认为，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为主导，主要社会商品是机器化生产的工业产品，大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和科技为主轴，伴随技术化、信息化生产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加多样的“新无产者”阶层：“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一个特权性的少数派。大多数人现在属于后工业的新无产者，他们没有就业保障和明确的阶级认同，是实习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兼职工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将被自动化所取代。”[注1]

安德列·高兹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仍然遭受剥削，并且与其工作世界之间如此疏离，没有任何统一的阶级意识相信能够通过接管生产资料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比于以旧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宏大叙事，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对重新占有生产资料缺少兴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再被视为人类自我认同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在工作之外存在着大量属人的活动的领地，如审美的、爱欲的、文化的、情感的活动，等等[注2]。工作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只能是应该尽量予以规避的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是通过重新占有工作实现劳动认同，而是倾向于尽可能地废除劳动与工作。后工业社会和技术革命为这一设想提供了条件，“新无产者不过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的个人所组成的模糊领域，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夺取政权以便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是通过摆脱生产主义的市场合理性来恢复自己的生活的权力”[注3]。反对工作的暴政、夺取“生活的权力”，不可避免地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化命令，以至于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New Society Movement）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运思表明，随着历史决定论遭到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断裂，历史的统一性被后现代思潮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取而代之。因此，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必须在“断裂”处思考重构理论的统一性问题，通过重启理论与现实之间相互接合的实践，激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精神，批判性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

必须看到，后工业社会理论已经不足以概括现如今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了。尽管高兹、贝尔等人预见到了知识、科技和信息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但晚近十几年来凭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悄然更新到另一个层面上——数字化的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概念的首倡者丹·席勒（Dan·Schiller）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源于网络工程师们一直对如下目标的追求：“建立一个泛经济网络，以支持规模不断扩大的企业在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这一目标涵盖了从生产调度、产品开发到财务、广告、金融以及培训等诸多环节。[注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大计算机公司和电信运营商纷纷与跨国企业结盟，在利润的推动下将网络不断地转化为企业工具。事实上，互联网的出现本来与自由市场机制毫无关系，而是起源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工业[注5]。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球网络系统建设规模空前、实现了技术升级，但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放弃了大众服务的政策，转而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论。这一网络市场化的幕后推手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信条是市场自由，即消除国家不必要的干预，为企业争取最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不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互联网工程市场化同样需要政治性干预才得以完成。席勒指出，美国政府和几代领导人为推动互联网市场化付出了不竭的努力，它把信息自由流通视为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动力，将几十个经济落后的新独立国家与由美国政府及企业指导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到一起，开启了一场非正式的统治运动。今天的互联网科技的市场化发展不仅涉及经济，更与政治密不可分。美国由于其在信息科技与网络经济领域的领先，在信息地缘政治中始终保持着霸权地位。对如何以其自身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一套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制的核心诉求。

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揭示主要着眼于信息地缘政治，对其结构性矛盾及发展趋势缺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庭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数字媒介的不断升级，资本主义获得了最有效的剥削工具，并生产出无数免费的“知识劳工”与“数字劳工”，进一步突破国界、扩大市场，维系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与统治。在这个层面上，数字资本主义不同于后工业社会理论之处在于，现今无论产业资本还是信息/知识资本都一律被一般数据所中介，采取数字资本的普遍形态，数字资本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本体，不断地建构我们的存在。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产业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6]。现在，对于习惯了微信、微博、美团、支付宝、滴滴出行乃至VR等媒介的当代人而言，数字媒介彻底成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Ge-stell），它是集中（Versammlung）、安排（Stellen）我们生活的强制性力量。相应地，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应被进一步改写：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注7]。另一方面，更严峻的现实是信息与数字技术已经不再是独立于资本的纯粹的中立性存在，资本主义不是把信息技术“运用”到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直接侵入到大学这一原本应该保持独立性的领域，并通过控制信息技术的研发、扩张来达到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关系，从而实现资本的再生产。霍尔（Richard Hall）、斯塔尔（Bernd Stahl）两位学者以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四种新型技术为代表，作为例证说明了大学里的技术创新是如何被商品化、被拜物迷信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再生产[注8]。不过，数字化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早就被法兰克福学派预见到，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哈贝马斯都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深层介入已经告别了启蒙信条，证明其自身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后文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在生产领域，数字媒介甚至在工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进行再生产，导致我们的全部生活都被资本化、商品化。

正如卢卡奇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绝不是一些现成的结论和教条，而是其方法和灵魂的实质，即辩证法的批判立场。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社会构型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统治从生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能解释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在这些领域发生的统治游离于生产方式理论的问题域之外。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聚焦到日常生活领域，发现工人不仅在工厂里遭受统治，并且异化成为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的普遍现象。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从工厂领域转换到日常生活领域，今天，当信息与数字媒介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时，同样亟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展开深入分析，这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使命。

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点必须始终是历史唯主义，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注9]。可以说，唯物史观的精髓，就是立足于对特定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而这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注10]

不过，把视角定位在一般的生产概念仍然具有抽象性，“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注11]，对生产的绝对化、抽象化，难免带有19世纪思辨历史哲学的色彩。为了摆脱思辨的抽象性，必须把一般的生产概念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性即资本逻辑的分析。这需要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物”体现为“物质生产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其方法被揭示为关于“表象具体”-“思维抽象”-“思想具体”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过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从某些“生动的整体”（人口、民族、国家）出发寻找到抽象的一般关系（分工、货币、价值），建构抽象、永恒的经济学“原理”。譬如，李嘉图就把“资本”错认为存在于一切时代的范畴，从而无法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具体之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注12]。这意味着即使政治经济学中最具体的范畴——如资本、货币、人口，在一个不甚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也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同样，即使在政治经济学看起来最简单的范畴——以劳动为例，也只有在最复杂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其范畴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从重农主义把农业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来源到重商主义推崇商业劳动，到最终亚当·斯密提出“劳动一般”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石，表明唯有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中，个人才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上，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于人们来说变成偶然的。马克思进而指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注13]]。显然，所谓“劳动一般”并不一般，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内部，资本作为“特殊的以太”和“普照光”处于支配地位，劳动表现为彻底的作为资本对立面的雇佣劳动。因此，“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注14]。

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性，这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因此，一旦我们注意到，从后工业社会到数字资本主义中传统的工厂制度已经日益被边缘化这一事实，那么今天就无法再直接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去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据经济学家们推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既不在第一产业（农业），也不在第二产业（工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意味着劳动的传统方式——人在工具的中介下作用于物的活动，转变为一些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形式。从传播的角度看，社会交往现在表现为人以信息、符号为中介作用于人。在今天，信息操作已经是普及到了所有部门的活动，一些较为激进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工人这一概念不仅是指工作在硅谷、中关村的那些从事高端科技的人，而是存在于所有主要部门。以百度外卖为例：从外卖员用智能手机从APP上接单、取货、送货，直到顾客签收及进行评价，整个过程虽仍需要必要的体力劳动，但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在信息与数字媒介下进行的。一旦脱离互联网，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将立刻变得举步维艰。未来的必然趋势是，传统的脑体分工将慢慢失效，一个脱离信息技术的劳动者甚至将无法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了。

为了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变化，我们进一步改写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那句名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信息堆积’，数字媒介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数字媒介开始。”传播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尽管贝尔等人预见到了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并把知识/信息看做推动当代社会的主轴，但由于他们把信息当作经济事实而非语言事实处理，从而仍是在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层面理解信息[注15]。作为“物化”的信息虽然没有广延，但仍具备时间性的持存原则。这导致贝尔进一步从时间限量的角度把信息商品化，得出了信息经济这样肤浅的概念[注16]。其实，所谓的信息经济仍处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认知模式下，它保留了认识论上的所指和物质对象的符合关系，并以资源的匮乏性这一预设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念为前提。现在，对信息的数字编码及电子操作使得以往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信息的复制、传输、储存都变得轻而易举，信息由此变得丰裕而廉价。信息化的本质就是数据化，当声音、图像、语言被数字编码时，信息从物质存在域中被抽取出来，转化为可控的电子。只有在数字化界面上，信息/知识才具有了区别于传统知识概念的典型形态，成为建构世界、升级存在的本体性力量。正因此，当前的信息资本主义确切而言就是数字资本主义。

在今天，数据不仅是人们获得新认知、创造新价值的源泉，还是改变生产、拓宽市场、组织机构，以及塑造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家庭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我们不用亲自逛商店就可以在家中方便地获取信息，这似乎对于打破信息商品化具有积极意义，但事实上，对于类似亚马逊、京东这样的网站而言，大数据和云计算功能会使消费者每订购一次产品的同时也为这些公司提供该消费者的消费趣味、倾向、身份、地点等信息，从而又产生新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不仅出于营销目的给消费者源源不断地推荐新的消费目标，并且还通过反馈给商家与生产调节相关的信息，创造出一个真正控制论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互联网不只是一种传播和生产工具，同时是获取信息/数据的特殊权力。信息/数据也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一种支配产业布局、投入、运营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data capital）。数字资本并非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而是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的一般形态。在数字化时代，任何事物都必须采取数字编码的形式在数字资本建构的界面上维系其存在。“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注17]

随着一般数据和数字资本具有了本体性的力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从马克思所界定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转化为数字拜物教。拜物教的基础是“物化”（Verdinglichung） 概念。简单而言，商品本是人所创造的、应体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但随着商品形态的普遍化，资本主义使这些关系隐藏在物（Ding）的面纱背后，并把人和人关系抽象为物和物的关系，从而使价值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仿佛是依附于商品的自然属性。商品拜物教不仅使商品被看作“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人之外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存在物，更重要的后果是，它还是在人们之外统治人、压迫人的支配力量。从商品拜物教过渡到数字拜物教，是由于商品不是某种自然物，而是人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全在于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劳动二重性产生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价值代表产品有用性，抽象劳动赋予产品的价值则代表一定的劳动量。当价值形式达到其最高形态——货币阶段，不同事物（使用价值）之间的等价化（价值）才被建立起来。因此，交换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测量关系。如果说在前数字化时代，不同商品之间的量化关系还采取货币形态，那么，随着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支付手段的发展，数字媒介则进一步连货币这一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符号都抽象掉了，它体现为智能手机中的一串数字，归属于一个数字化的账号和密码。随着物质性的外衣被剥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被计算为数值关系，形成了比商品拜物教更抽象的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注18]

数字拜物教的异化性将更加隐蔽。互联网公司实际上只是一般数据的占有者，而我们每个人却是这些信息和数据的直接创造者，它来源于我们的智能手机、平板装置、电脑等媒介。这些媒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提取大量信息与数据，我们每一次网上购物、微信聊天、浏览网站、在线游戏、生活缴费等，都会生成大量信息与数据。这些用户生产的数据在谷歌、苹果、百度、脸书等互联网公司的眼中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商业价值，从而被不断地搜集、利用、霸占，并售卖给产业资本家和广告公司。然而，尽管我们是一般数据的创造者，但普通民众不仅远离核心数据，并且还成为了资本家运用一般数据进行资本积累的剥削对象。而随着数字媒介渗入日常生活中进行再生产，剥削也变得无处不在。

贝尔、卡斯特[注19]等媒介理论家把信息媒介看做是生产过程之上的独立的技术网络，这只是一种在外部关系中看待信息与资本主义的方式。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论建制，并经过数字技术完成了存在的升级。工业时代中的语言符号与物质对象、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划分现在不再奏效，我们彻底生存在一个由网络和数据建构的空间中，一切存在物都必须经过数字编码的转化，才能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其存在的位置。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论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分析出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勾画出其剥削过程。

以后工业社会理论为背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的理论建构，绘制了一副当代的解放图景。认知资本主义认为，以生产文化产品、信息交际、语言与情感反应等“非物质劳动”直接具有政治性，再生产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本身，因此，后福特制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内部就蕴含着实现劳动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认知资本主义理论来源于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谓“机器论片段”一节的改写，马克思在这里提到：随着知识、科学和技术等“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因素在生产中不断发挥作用，劳动越来越不再是创造财富的直接因素，“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注20]。不过，对其他一些论者而言，对“一般智力”的过分夸大与《资本论》的观点并不协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一般社会劳动视为创造一切交换价值的最终来源，从劳动价值论完成对无产阶级主体的形塑。认知资本主义不仅破坏了劳动价值论和阶级理论，由此想象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能够直接成为控制生产的主观力量，从而以工人自治实现未来共同体的建构，这同样是一种幻觉。正如哈里比指出，“经济活动向非物质生活的巨大转变并没有改变资本积累与劳动直接的关系本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并没有脱离，也不可能脱离劳动”，问题不在于价值的来源需要重新衡量，而是“资本主义的新矛盾在于想把构成活劳动的主要因素——知识——变成为增值的资本，也就是说，转变为一种新型的死劳动”[注21]。如果不能把握矛盾的本质，那么认知资本主义无疑是“理论与政治的死胡同”。

总之，那些抱有数字媒介时代下的信息流通、非物质劳动能够使我们告别资本主义的幻想的人，的确需要一针清醒剂。其实，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到福特制、后福特制生产乃至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其重点并不在于生产过程的优化、信息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些只是资本主义的表面。我认为，本质环节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断革命化，这是个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维度。正如让波德里亚看到，“技术作为媒介不仅压倒了产品的‘信息’（它的使用价值），而且也压倒了劳动力……真正的信息，真正的最后通牒就是再生产本身，生产则没有意义：生产的社会目的性丧失者在系列性中”[注22]。波德里亚对再生产的理解是以对马克思的误解为代价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当马克思寄望于共产主义以生产率的绝对优势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不过，在马克思自身的语境中，生产不只是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个批判的哲学概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创造剩余价值、实现物质生存条件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起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注23]”可以说，正是这种奴役性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出表面上公平、正义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依据。

同样，在数字化资本主义中，再生产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广泛。互联网作为传播手段，表面上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和大量免费的资源，这似乎实现了启蒙运动关于知识和信息可以自由获取的原则——大多数启蒙哲学家都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财富有赖于知识与信息的畅通无阻的流通。不过，如果现在就认为数字媒介和互联网能够作为一种主体力量，驱动真正民主共同体的到来，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把个人看做互联网中的主动者是极其表面的幻觉，我们事实上既是信息交流中的主体，但同时又像雇佣工人一样，仍然是一种商品。互联网工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受众”本身，“受众”是今天的商品、新雇佣劳动力，媒介中的个人经常陷入主体性幻觉，殊不知他们早已作为“受众”被出卖给了广告主、产业资本家。媒介工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再像旧的工厂那样通过把工人控制在工厂领域完成剥削，而是通过广告、电影、电视剧、Facebook、微博、微信等媒介渗透进我们的日常领域。阿多诺在其论文《闲暇》中指出，资产阶级自诩在工作之外建立自主、自由的时间，并在这些时间里发展某些“爱好”，但这些“爱好”仍不过是由资本主义的“娱乐业”、“休闲产业”所开发的，“闲暇”因此成为资本主义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商品化和定价。所谓的“自由时间”，其实仍在资本社会的控制之内。[注24]

因此，数字化时代并不会自动带来解放与自由，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传播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领域，使劳动时间延伸进非工作时间，潜移默化地进行再生产活动。在马克思那里，生产的本义是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建构的过程，“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据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注25]。马克思在这里以艺术生产为例，喻示人类正是通过生产与再生产，把自身建构为自由的审美主体。然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则是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工具，“为对象生产主体”——把民众制造为商品生产中的驯服的受众。因为互联网活动并不能看作一种单纯的消费休闲时间、消费流量、消费我们注意力的活动，媒介活动中的消费同时具有生产性，是一种“生产性消费”——当我们消费时就在进行某种生产。比如，当我们创建自己的Facebook主页、博客、公众号时，就已经在为这些媒介平台生产互联网产品。这些页面为媒介拥有者创造出很多利益，维系媒介平台的运营、获取更多的关注度。每一次在线观看、点击、反馈，都不仅仅是接受活动，同时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特殊劳动形式。如同工人向工厂主出卖劳动力一样，受众向媒介拥有者出卖他们的“观看力”（另一种劳动时间），“受众活动（听、看、浏览、点击）创造了价值，这一价值被资本家据为己有，进行交换的是提供了一个表面上免费的午餐（各种类型的内容）”[注26]。媒介拥有者正是通过直播平台、大V、公众号等形式不断地制造热点，以吸引点击率、阅读量、转发率，满足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愿望。作为受众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价值被数字资本家据为己有，却认为自己免费获得了各种类型的信息产品。如今，对于像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而言，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它的平台使用者们提供的无偿劳动，当互联网公司从受众活动中提取剩余价值时，两者无疑构成了一种剥削关系。

今天最为讽刺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本应该为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谋利益，在保护生态、维系和平、创建全球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下，却充当了盈利和再生产的工具。就目前而言，数字化非但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程度，甚至还以数字媒介为手段，把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地都纳入资本的内在化领地。在数字资本的允吸下，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加速逻辑的状态。不过，正如青年马克思曾指出“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数字资本主义既制造了剥削的新形式，其中也同样蕴含了解放的新契机。未来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媒介，让它们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的理想、变得更有意义，是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

[1]Andre·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Mike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1982, p.69.

[2]Andre·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Mike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1982,p.66.

[3]Andre·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Mike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1982, p.75.

[4][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7]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8]参见[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0]白刚：《<资本论>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15]马克·波斯特对信息的独特解释在于摹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提出了“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概念，用以界定不同时代采用的符号交换情形的结构变化，因此是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有益补充。参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16]参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43页。

[17]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8]参见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19]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传播学家，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通信技术与社会讲座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荣誉教授。其代表作有：《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等。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21][美]莱姆克：《马克思与福柯》，陈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22][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0页。

[24]参见[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26][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页。

文章｜袁立国

编辑｜木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