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這個概念在本世紀初被提出來之後，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無法忽視的學術趨勢，它橫跨人文社會科學與計算、統計等學科，還通過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參與公共人文建設。隨著數字人文在學術界熱度的不斷攀升，許多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無多大關係的量化、數據化、可視化項目，也將自己稱為“數字人文”，似乎只要掌握了算法、Python 或者是 NLP自然語言處理，就能從事數字人文研究了。於是，數字人文似乎成了一種速成的、方便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替代品。在這樣的時刻，對數字人文做一番正本清源的討論顯得非常必要，這也正是圍繞“ 什麼不是數字人文” 組織本期筆談的初衷。

四篇筆談的作者都是數字人文領域非常活躍的青年學者，在本學科以及數字人文的理論研究、實踐和教學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其思考和表達或可反映許多一線數字人文學者的心聲。在王濤看來，該不該討論“什麼不是數字人文”，本身就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他不反對這種討論，但又認為這並非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數字人文研究在保持開放性的前提下，須先達到一般人文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基本標準。他還指出，保守而嚴苛的學科體制不利於數字人文的發展，數字人文實踐者們只能兼顧學術評價指標和跨界創新的理念，負重前行。邱偉雲針對現存的重編程而輕人文的現象，提倡具有“人的情感”的數字人文研究;同時作為從事數字人文研究近十年的資深 DHer(數字人文學者)，他也深知人文詮釋和數據處理兩方面工作各自之苦辛。他主張以知識社會學的“退而遠瞻”處理“數字”與“人文”之關係，倡導兼重數字算法與人文詮釋的發展方向。姜文濤強調對數字人文應從縱向(人文學科發展史)和橫向(學科間關係)兩個維度考察，並提出“好的數字人文”研究者至少需要具備人文學術意識、社會科學素養、學術史和學科史的視野、數字方法和技能、數據意識、反思性、開放性與協作性等七個層面的素養。王濤提到數字人文並非無中生有，姜文濤也強調從學科史視角的考察，戴安德對數字人文史前史所作的追溯，正是對這種歷史性召喚的回應。他以1920年代定量和統計在清華人文學科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為例，強調了數字人文史前史對認識數字人文現狀的重要意義。他還指出，對中國而言，數字人文“並非全然是衍生物或完全是新近的舶來品”，提醒中國學者注重數字人文與本土學科建設之間的關係，並鼓勵數字人文研究者“自許為這種早期探索和開放精神的繼承人”。

幾位作者審視數字人文的方式各異，既有帶着當代問題意識的“特寫”，也有具歷史縱深感的“長鏡頭”，對數字人文的理解和判斷亦不盡相同。但他們同樣都對數字人文懷抱學術理想，強調學者的人文意識和嚴肅的治學精神，倡導人文學科與數字技術之間的彼此理解與涵容。正如他們所言，數字人文研究首先必須是合格的學術研究，好的數字人文研究應該是增強版的人文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兼具傳統人文和數字工具兩方面的素養，並且具有勇敢堅韌的學術品格。細品這組筆談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加清晰地辨識數字人文的輪廓和發展方向。

數字人文研究方興未艾，本刊去年第三期曾推出包含三篇歐美學者文章的數字人文專題，在學界引起了很好的反響，本期“總編視角”欄目又重磅推出張耀銘教授評介數字人文的長篇大作。今後我們還將繼續組織相關筆談或專題研究，期待更多從事或關注這一新興領域的學者積極參與。由衷希望這樣的探討，能夠在清理諸種認識誤區、辨明數字人文發展大勢之同時，催生更多具體扎實的研究成果，對推動數字人文在中國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