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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推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在档案学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研究平台、团队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较薄弱，学科影响力尚需进一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仍将关注人文、管理和技术三大研究取向，更注重这三者的交叉与融合，重点对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档案记忆理论与数字记忆、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社会化趋向与文件档案管理理论创新、文件档案治理、古文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及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等领域开展研究，开创开放、多元、创新的学科新局面。

关键词：档案学；学科发展；学科规划；研究领域

2020年4月，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安排，冯惠玲教授牵头成立了由本文8位作者组成的档案学科调研组，对“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发展情况包括主要研究力量布局、人才培养、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薄弱之处等开展调研，同时，科学研判“十四五”时期档案学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明确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重点研究领域。

为此，我们运用了问卷调查法、网络调查法、主题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了国内外档案学科发展的数据，主要包括：

第一，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议题。基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及其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转载的（发表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上的除外）1425篇档案学学术论文的分析；

第二，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议题。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6种国际顶尖档案学期刊（Archival Science, Archivaria, The American Archivist, Archives and Records,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302篇论文的分析；

第三，三大基金项目及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和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立项情况。主要包括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自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教育部项目）三大基金项目支持的档案学科共计94项立项，以及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289项）、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127项）共计416项立项情况分析；

第四，“十三五”期间（截至2020年5月6日）我国38所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档案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情况；

第五，国外档案学科开设的研究方向。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55所知名高校相关学院设置的档案学学科或方向等；

第六，近5年重要国内外档案学术会议主题分布。包括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AERI）年会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以及我国档案学博士论坛、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图情档39青年学术沙龙等学术会议；

第七，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的推荐建议。共征集了27位国内外档案学者的建议，其中国内学者15人，共提出建议领域28项，国际学者12人，共提出建议领域22项。基于此，我们梳理和分析了“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总结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档案学研究的八大重点研究领域。

主要介绍档案学科的研究力量布局及人才培养基本状况。

研究力量布局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1425篇期刊论文、94项三大基金项目，以及289项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和127项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

1.1.1 基于期刊论文的研究力量分布

从发文机构的发文量及文章贡献值的统计情况来看，高等院校是档案学主要研究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研究力量最强，保持其一贯的学科优势，上海大学位居第二，武汉大学位列第三，位列前10的其他7所高校研究力量大体相当。囿于档案学CSSCI来源期刊数量的有限性，所统计的发文量和文章贡献值总体不高，但仍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研究力量有待加强。

表1 “十三五”期间发文量和文章贡献值

位列前20名的机构

1.1.2 基于三大基金项目的研究力量分布

从三大基金立项数来看，“十三五”期间，高等院校仍是主要的研究力量，研究力量分布与期刊研究力量分布有相似之处：中国人民大学依然位居榜首，上海大学位列第二，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并列第三。档案部门的立项数非常有限，仅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局分别承担了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表2 “十三五”期间三大基金立项数为3项

及以上的立项机构

1.1.3 基于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及获奖情况的研究力量分布

根据对立项机构的立项数及获奖机构的统计，档案局（馆）是该类项目主要的研究力量，其中，国家档案局是研究力量最强的机构（18项，占比4.33），云南省档案局（10项，占比2.40）、浙江省档案局（10项，占比2.40）和北京市档案局（9项，占比2.16）研究力量相对较强；高校中，武汉大学（10项，占比2.40）、中国人民大学（9项，占比2.16）、陕西师范大学（7项，占比1.68）等参与度较高。由于国家档案局的立项主要是面向各地档案局（馆），再加上国家档案局对高校申报此类项目的一些限制等原因，高校对于国家档案局项目的整体参与度较低。

总体而言，档案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各大高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力量最强，在期刊发文及三大基金项目立项数上均位列第一，上海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等均具备较强的研究力量。档案机构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局作为仅有的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机构，相较于其他档案机构显示了一定的研究力量。根据国家档案局项目来看，国家档案局、云南省档案局、浙江省档案局、北京市档案局等实践部门也具备一定的研究力量。

人才培养状况分析主要基于对全国开设档案学教育的38所高校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

1.2.1 人才培养体系和规模

截至2020年5月6日，全国已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遍布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博士生培养层次，其中11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8所高校已招收博士生），另有4所高校挂靠其他学科点招收档案学博士生。在硕士生培养层次，有26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有2所高校仅拥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有2所高校挂靠其他专业招收档案学硕士生，另有16所高校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下开设档案学方向（其中3所高校只拥有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招生单位合计33所高校，占据所有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的86.8%。在本科生培养层次，共有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其中有12所高校同时招收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有17所高校同时招收本科生与硕士生，有5所高校仅招收本科生。“十三五”期间，国内档案学高校共培养本科生7911名，硕士生1548名，博士生137名，招生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稳中有升。

1.2.2 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在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档案学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计划；

9所院校档案学专业入选“双万计划”，其中4所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云南大学）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5所院校（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入选省级一流本科；

2所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入选国家级重点学科；

5所院校（南开大学、四川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入选省级重点学科；

9所院校（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吉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南昌大学）入选地方重点学科培育计划。这些院校档案学科的入选，提升了档案学专业教育水平和学科实力。

“十三五”期间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专业课程中开设信息技术类课程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管理类课程数量大幅增加。全国档案学高校共开设此类课程近40门，各校平均开设7.6门。共16所高校开设49门网络课程。

1.2.3 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去向

在本科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34所高校培养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6958人，有7所高校就业率达到100%，共27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5%，共32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0%，总体就业率达97%。在就业结构上，约58%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约17%的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约12%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7%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4%的毕业生选择其他方式就业，约2%的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从调查数据来看，企业单位是档案学本科生的主要就业去向，国内升学所占比例位居第二。

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31所高校培养档案学硕士毕业生1379人，有24所高校就业率达到100%，共26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5%，共28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0%，总体就业率达98%。在就业结构上，约40%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约35%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16%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5%的毕业生选择其他方式就业，约4%的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不足1%的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从调查数据来看，企业和事业单位是硕士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硕士升学比例尤其是出国留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7所高校培养档案学博士毕业生71人，就业率100%，其中，约95%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4%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1%的毕业生进入企业。从调查数据来看，博士生的就业去向较为集中，高校占据绝对主导。

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及社会服务方面，“十三五”期间，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了两届“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创新性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在提升学生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数字记忆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培养了一批具有学科特色和人文底蕴的复合人才。全国档案学专业学生通过积极参加各项实习工作、参与专业教师主持的档案研究课题、参加志愿活动（比如此次新冠疫情志愿者工作）和各类竞赛项目等方式参与社会服务与创新活动，体现了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效果。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规模相对稳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稳步提升，就业水平持续高位，学科建设成果显著。

基于对1425篇期刊论文的主题分析，档案学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档案学科建设、档案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治理、档案管理社会化、数字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档案利用等。这些主题与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主题分布大体一致，成为“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这些主题研究上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2.1.1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固本拓新，本土化与对接国际前沿并重

档案记忆作为档案学研究新视野、新领域，“十三五”期间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增长点。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冯惠玲等的“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研究”、丁华东的“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项目）、徐拥军的《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牛力等的《“数字记忆”背景下异构数据资源整合研究探析》等。代表性观点有：提出“数字记忆”的概念，对数字记忆平台建设、数字记忆资源整合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立足档案记忆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系统分析了档案记忆观的思想内涵、理论框架及应用场景；分析档案记忆的特有价值，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价值、基本特征、核心议题。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国际档案学研究热点，我国档案学界积极跟进国际理论前沿，秉承历史主义回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演进脉络，立足本土情境发现理论要点。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徐拥军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2018年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冯惠玲与加小双的《档案后保管理论的演进与核心思想》、何嘉荪与马小敏的《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四——档案化问题研究》、连志英的《一种新范式：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发展及应用》、吕文婷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澳大利亚本土实践溯源》等。代表性观点有：探析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发现后现代档案学思想的理论贡献；系统梳理档案后保管理论的起源与产生背景，结合电子文件管理模式，明确超越实体、超越保管地点、超越闭门保管、超越阶段性保管的要义；对文件连续体理论进行历史溯源和内容解读，深化连续体思维的认知，挖掘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多维应用价值。

2.1.2 聚焦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引领实践服务数字中国建设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日趋深入，文件档案管理面向社会发展需求也在实现数字转型，“十三五”期间，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及数字档案馆建设等成为档案学研究焦点。

在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方面，我国取得了丰硕成果，引领并推进了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实践。代表性成果有：冯惠玲的《走向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冯惠玲等的《文件管理的数字转型：关键要素识别与推进策略分析》、陈永生等的《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文件归档与管理：事由观》、刘越男的《区块链技术与文件档案管理：技术和管理的双向思考》、于英香的《从文件结构演化看电子文件数据化管理的发展——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钱毅的《从“数字化”到“数据化”——新技术环境下文件管理若干问题再认识》、周文泓的《全球数字连续性的行动全景与启示——基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与美国国家政策的探讨》、张宁的《基于数字连续性思想的电子文件真实性评估策略研究》、加小双的“数字政府背景下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的数字连续性保障框架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项目）等。代表性观点有：明确电子文件管理单轨制的走向，对单轨制、数字转型、数字连续性等概念进行界定，识别战略框架、体制、业务、系统、能力与责任等文件管理数字转型的关键要素，提出以信任观念引导转型、贯通全程管理意识、建立信息治理框架、业务与技术并重的推进策略；确认电子文件数据化管理的趋向，明确了数据态环境中应将业务规则或模型作为主要管理对象进行描述与管理，强调了文件管理对信息、数据管理应有的理论与方法贡献；讨论了不同技术和业务场景中的电子文件管理，尤其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提出了优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方案，立足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提出了业务需求导向的电子文件归档的设想。

数字转型背景下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及数字档案馆的发展研究得以深化。代表性成果有：安小米等的《大数据时代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的机制与挑战》、金波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治理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钱毅的《智慧档案馆全域对象与建设层级分析》、陶水龙的《海量档案数字资源智能管理及挖掘分析方法研究》、蒋冠的《国家综合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策略探析》、邓君的“数字人文视角下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项目）、杨茜茜的《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路径探析———兼论档案管理中的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思想》等。代表性观点为：多学科视角、多维度地认识数字档案资源的多元价值，面向政府服务，数字档案资源应在政府信息资源的顶层设计中得到布局，构建面向社会的整合与服务框架，面向数字人文，应明确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相结合的档案资源开发方法，促进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从定位、功能结构、资源组成、建设方式、配套管理方案等方面深化数字档案馆建设研究，强调将语义网技术引入数字档案馆建设以实现对海量数字档案资源智能管理及挖掘，并提出数字档案馆智慧化趋向，将智慧档案馆设计为馆库环境域、设备设施域、档案载体域和档案内容域四个对象域与智识、治理、智联、智能、智慧五个层级的融合体。

2.1.3 强化档案事业发展的学理支撑，基于治理思维促进职能与制度体系升级

“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档案事业改革创新，学界密切关注在此过程中从规则体系到职能架构所呈现的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并从理论、机制、策略等层面提出应对思路。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徐拥军的“新时代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傅荣校的《当前档案机构改革若干问题探讨》、金波等的《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徐拥军等的《档案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价值追求和实践路径》、陈忠海等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修改建议》、徐拥军等的《对〈档案法〉修订草案的几点意见》等。代表性观点为：从局馆分立、政事分开、确立并发挥档案馆的文化职能、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以实现依法行政、积极发挥档案学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作用等方面提出未来档案机构发展的策略建议；档案治理的共性认知是以档案部门为主导，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多方力量协作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提出应构建完整的档案治理理论框架、强化档案工作的开放、提升服务能力；从修法原则、立法理念、术语表述、语言规范等角度就修订完善《档案法》提出建议。

2.1.4深化存用并举的档案管理研究，强化档案学科社会服务功能

为强化档案学科的社会功能，学界深化了对不同形态档案的长久保存研究，同时拓展用户导向的档案利用服务功能。代表性成果包括黄丽华的《档案保护技术标准体系构建与发展研究》、张美芳的“布达拉宫古籍文献（贝叶经）抢救性保护研究”（2019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肖文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保存策略》、钱毅的《数据态环境中数字档案对象保存问题与策略分析》、丁家友的《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数据保全探析》、刘越男等的《面向电子文件保存的统一元数据模型的构建》、黄霄羽的《国外典型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的实践特点》、牛力等的《对档案信息知识化利用的几点思考》等。代表性观点为：梳理模拟态档案保护的标准体系建设，分析档案保护技术的前沿进展与应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档案保护研究范畴，从归档内容与保护环节设计、档案部门参与、传承人个人存档等方面提出保护策略；研究电子文件与档案数据的长期保存方法、路径及策略，立足大数据背景提出从传统的档案保存转向包含数据冗余、数据安全、数据有效性等技术应用思路的档案数据保全；开发利用环节强调从公共服务层面挖掘需求、细化服务场景、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拓展知识服务，同时加大感知、行为、需求等视角的用户研究。

2.1.5明晰档案主体与对象的社会化内涵，推进多元化档案管理体系建设

随着档案与社会互动的深化，档案管理主体、对象以及方法日趋多元，档案社会化研究趋势逐步显著。“十三五”期间，学界主要探讨了档案管理主体、对象以及管理方法延展的可能性与边界，构筑内涵丰富的多样化形态。代表性成果为冯惠玲的“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王萍的《传统村落档案建构模式比较研究》、连志英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内涵及模型建构》、周耀林的《个人数字存档对象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周文泓的“基于多元数字技术的网络空间参与式归档研究”（2018年国家社科项目）、马林青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档案管理机制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项目）、李孟秋的《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困境与路径》等。代表性观点为：受数字技术与人文需求驱动，档案的背景、内容、形式日益多样化，驱动公共档案资源体系多元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档案开放的深入以及数字工具的助力，档案馆应吸纳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档案管理，实现知识的协同创新；多元主体以更加自主与主导的定位展开档案管理，形成兼具独立与协同特质的档案管理方法和模式。

2.1.6系统回顾学科发展历史与成就，立足社会影响力展望学科未来

“十三五”期间适逢1978年中共中央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下简称“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自诞生以来进入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探路时代。为促进档案学的整体发展，学界对中国档案学教育、档案学研究及档案学科发展展开历史回顾，系统总结建设成就，结合社会需求展望档案学未来发展。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冯惠玲的《学科探路时代——从未知中探索未来》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张斌等的《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丁华东等的《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等。代表性观点为：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高等教育经历跨越性发展，规模逐渐攀升，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建制，教学团队逐渐壮大，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积极参与国际档案交流；档案学研究存在人文、管理与技术三大取向，互相关联，内涵不断丰富；档案学科应在一级学科融合和跨学科背景下开展探索，拓展学科口径、强化社会功能、提升科技含量、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术体系。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表现较好，共获得资助项目80项，其中，重大项目7项，重点项目9项，一般项目41项，青年项目22项，西部项目1项，表明申请团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规范性有所增强。具体而言，具有如下特征：

2.2.1重大项目立项有明显进展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重大项目立项数为7项，总量超过2004年以来档案学科所获得的重大项目立项总数，说明档案学的学科价值获得进一步认可，档案学的社会价值显著提升。

2.2.2基金项目的主题呈现多元性与前沿性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研究主题与期论文的研究主题分布大体一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历史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档案文献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存，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信息资源（如政务信息、社交媒体文件、网络信息、个人信息等）归档与管理，档案数据管理，档案治理，档案开发与利用工作的社会化转型，档案内容的挖掘与知识发现，Web2.0、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环境对文件、档案管理的影响，档案与记忆，档案与身份认同，中西档案学史，非结构化电子文件管理与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建设等，呈现出多元性和前沿性的特点。

2.3.1 积极提供资政参考

为有关部门提供资政参考是档案学科服务社会的一大亮点，彰显了档案学的社会参与度和贡献度。“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界相关成果被各类机构采纳60余次，主题涉及档案馆建设、档案资源整合、社会记忆建构、科研活动支撑、政务活动开展、大数据资源组织等。其中，冯惠玲的“国家信息资源产业政策”被工业和信息化部采纳；张斌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管理的建议”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徐拥军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境外档案监管的政策建议”“关于加强北京奥运档案管理的政策建议”“机构改革后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获国务院、北京市委、国家档案局采纳；张斌的“管好政务信息资源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吴建华的“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均被国家档案局采纳。另有24名高校教师入选首批全国档案专家，9名高校教师入选全国档案领军人才，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撑。

2.3.2 主持和参与国内国际文件档案管理标准的制订

主持和参与文件档案管理相关标准的起草、制订或修订也是档案学科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体现。“十三五”期间，档案学者在推进文件档案管理相关标准制订中成绩突出，代表性成果有：

安小米主持完成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档案/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ISO 30300:2020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Records management-Core Concepts and vocabulary”的起草和发布工作，同时作为负责人主持了国际电工联盟国际标准项目“IEC 60050-831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IEV)-Part 831:Smart city systems”标准的起草和制订；

张美芳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档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171/SC1)4项标准的制定，并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的转化工作；

王健、刘越男、徐拥军、钱毅等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标准、档案行业标准的研制；陈永生、王岑曦参与拟定了《广东“数字政府”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和《广东“数字政府”电子文件归档技术标准》等。

2.3.3 承接多项重大实践课题

重大实践课题关注社会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考验着一个学科面向实践的问题解决能力。“十三五”期间，档案学者积极破解实践难题，共主持或参与大型横向项目（立项资金超过10万元）达116项，服务机构涵盖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等。

2.3.4 以教改工程提升档案学专业教育质量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共成功申报各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31项，其中教育部2项，省级26项，校级101项，其他2项。这些教改项目积极适应数字时代发展变化，立足图情档一级学科建设，面向学生能力提升，变革传统教学设计，推动了档案学专业教育和档案学科卓有成效的发展。

2.3.5 产生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根据本次调查统计，“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共获得各类教学、科研奖项77项，其中，国际获奖1项，省部级获奖66项，其他10项。代表性成果有：冯惠玲团队的《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与政策》和金波团队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均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学成果“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开放共享实践”获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2.4.1 积极组织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十三五”期间，国内档案学专业承办了多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挂牌，该中心担负着研究和传播世界记忆项目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承办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与世界记忆项目”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中心每年都组织举办电子文件管理国际会议；

上海大学承办了2018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社会创新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数据科学与iSchools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档案学专业分别积极参与承办了2017年iConference及亚太图情档学科评估与建设研讨会。

逾110名中国档案学者参加了国际档案大会及年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年会、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iConference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议题中注入了中国档案话语和思想。

2.4.2 加入国际专业组织

“十三五”期间，国内以集体或个人身份参加的国际专业组织达25批次，参加的机构包括：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及其档案教育培训处（SAE）指导委员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AERI）、iSchools联盟、iSchools数字人文课程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与文献委员会档案/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ISO/TC46/SC11）等。档案教师先后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培训处、档案法律事务委员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电子文件委员会、著录委员会、会刊《逗号》编委会、新入职档案工作项目等担任委员、执行委员或通讯委员及至教育培训处副主席。

2.4.3 拓宽青年档案学者学术交流平台

“十三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中国第四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主办了四届“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这些学术论坛为青年档案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2018年12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了图情档39青年学术沙龙，推动了一级学科层面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

2.4.4 重点学术期刊进一步提升了学术品质

《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是我国档案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为有效提高刊物学术品质，两本刊物均采取了系列改进措施，其中：《档案学通讯》成立了新一届编委会，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双向匿名审稿、集体审稿制度。《档案学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学术文章理论原始性与学术规范性要求。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本土建构和对接国际前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尚有不足：立足本土实践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策略、机制等，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挖掘现实问题背后具有普遍价值的学术问题，以及基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比较薄弱；对国际档案理论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内容及影响的梳理和解读，对这些理论是否能够本土化，如何本土化并实现理论创新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研究在“十三五”期间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这一重大趋势性议题需求相比尚有较大不足。在构建升级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全面推进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策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电子文件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相比于国外提出计算档案学（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概念，我国对于计算（Computation）在数字对象定义、管理与保存中的应用有待起步。

在数字转型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和趋势下，档案学研究需要相应的平台、团队和软硬件设施支撑。目前整体而言，档案学研究缺乏有特色的研究平台和稳定的研究团队，用于模拟、演示、验证的管理系统、开发工具、数据库、演示设备、现代化实验室很少，导致缺少长线的研究项目、重大项目的攻关能力不足，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较难形成具有重大创新的体系化研究成果。

根据上文关于“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发展态势的分析，参考国外档案学研究主题分布，结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推荐意见，我们认为，“十四五”时期档案学科仍将关注人文、管理和技术三大研究取向，更注重三者的交叉与融合，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

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致行动。在开放政府行动和数字社会发展背景下，转向全面的电子文件管理成为国际档案界的共同目标，一些国家纷纷启动数字转型和数字连续性战略，推动实现全方位无纸化的文件档案管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各行业实践中的普及应用，也极大地促推了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的进程。我国同样处于数字转型关键时期，“十四五”期间重点研究主题包括：第一，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体系、实施和推进策略、应用场景等问题的研究，在原则、方法、体制、制度、规范等多个层次探索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的体系化理论和方案。第二，电子文件数据化管理研究。明确电子文件数据态对象的概念，加强对电子文件数据化管理的知识组织、流程规则、数据规范、存储方案、管控模型等方法体系及其应用的研究。第三，新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研究。深刻认识新技术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影响，深入研究如何将这些技术运用于文件档案的形成、保存、分类、鉴定、著录与开发利用等管理活动中，实现文件档案的智能管理与知识服务。第四，新技术环境下档案管理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保护公民权利、消除或预防算法带来的社会不公，及实现各种权利之间的平衡。

档案作为一种记忆资源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价值和功能在全球已形成共识，随着社会数字转型，数字记忆逐步成为社会记忆的主要形态。为彰显档案学科的人文精神，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在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在数字记忆领域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议题主要有：第一，档案记忆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身份认同、社会公正、记忆伦理、记忆场等视角，对档案在个人记忆、社群记忆及国家记忆的建构、传承以及相互交互、转化过程中的角色、功能及实现机制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科学阐述数字记忆的概念和建构机理，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第二，数字记忆的建构与长期保存。研究数字记忆建构与长期保存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及其应用，以及所涉及的被遗忘权、知识产权、数字遗产继承权等法律问题。第三，数字记忆的组织、再现与传承。包括对各种数字记忆资源进行组织与再现，使之达到可解读、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传播、可共享，进而满足社会多元主体需求的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数字人文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现有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基础理论、应用实践、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等方面。“十四五”期间，数字人文将成为图书情报档案学一级学科的关注焦点，基于档案学的视角，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第一，档案学在数字人文中的定位及为数字人文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第二，数字人文的影响。主要研究数字人文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档案学学科发展及档案馆职能定位的影响。第三，基于需求的数字人文的应用。主要研究如何基于人文学者及其他社会多元主体的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等，将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应用于档案资源的建设、管理与开发利用中。第四，数字人文领域的协同合作。主要研究如何实现GLAM（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在数字人文中的融合发展，如何实现档案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在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中的跨学科合作。

当今世界档案社会化趋向明显，档案的来源和形式呈现多样化，人们对于档案及其管理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元，档案工作日益走向开放和多元参与，给档案学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冲击和新格局，学界已经提出了档案资源社会化、档案工作社会化、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档案服务社会化、参与式档案馆、参与式鉴定、参与式著录等思想。“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研究：第一，档案社会化的发展变化及实现机制。研究档案社会化在与档案结构、社会结构持续相互作用中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方式、新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第二，档案社会化趋向对文件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诸如对传统文件与档案的概念，文件档案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的影响，探讨档案观念与档案理论的更新发展。第三，多元档案管理思想和理论。深化对作为证据和记忆来源的多元档案的管理研究，从档案社会角色及其折射的多元文化和社会现象中抽取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第四，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论创新。基于多元、参与理念及批判范式，形成新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指导档案社会化的研究。

文件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信息治理能力。高效的文件档案治理体系将为国家大数据战略提供基础性支持，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提升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文件档案治理也是文件档案管理转型升级的路径，有利于将文件档案作为整体进行系统性审视，覆盖管理全流程，综合考虑各主体需求，形成主体广泛、全面参与、内涵丰富、思维升级的治理体系。该领域要加强以下议题研究：第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档案事业的定位与功能。把握档案事业发展的脉络与要求，明确档案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与基本走向，研究强化档案机构参与政府数据治理和大数据战略的意义与可行性，分析档案机构的角色与作用。第二，档案治理研究。加强档案治理的概念探析与实证研究，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治理框架，强化档案法治化建设，构建覆盖全面的法律体系，形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法治架构。第三，多载体、多样态、多场景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研究。归纳不同载体、不同样态、不同场景文档一体化管理的主要挑战，创新大数据环境下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基本策略，促进文件档案跨场景、跨资源融合管理。

对我国古文书及档案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增强我国档案学学科自信、实现我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关系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复兴与传承。“十四五”期间，我们需关注：第一，中国古文书学。探究中国古文书学的定义、内容、研究方法与价值体现，并对中国文书史、出土文书、民间文书，以及文书的体式、用语与历史档案数据化整理等开展研究。第二，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需继续深入挖掘我国档案管理的历史传统，提炼出不同时期有关档案、档案管理的思想，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促进不同国家档案管理传统和历史的对话与交流。

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的传承，这一领域已成为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十四五”期间，档案学界需关注：第一，我国重要文献遗产整理、挖掘与抢救性保护。需要对我国重要文献遗产的分布、鉴定、整理与保存现状进行调研，系统开展内容、语言文字、文献遗产特性、保护修复需求等方面的研究，深入挖掘历史文献的价值，完成文献遗产名录，建立文献资源库和抢救平台，提出整体性文献遗产抢救的策略、方案及实现路径。第二，中国文献修复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从史学、文献保护学、版本考证学等角度，依据史料、档案、历史珍藏等对文献修复工艺、材料、工序、传承特点、修复师等进行系统梳理，探究文献修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第三，文献保护与修复技术的传承与创新。在汲取我国传统文献保护与修复技术经验的基础上，研究面向数字载体的文献保护，探索运用多学科知识改进创新各类文献保护技术的路径和方法。

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调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的整体推进，由此宣告国家层面的“新文科”建设正式开启。新文科的核心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目标在于“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需主要关注：第一，对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反思。系统梳理档案学专业教育新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及社会需求，反思档案学专业教育现有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与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组织形态存在的局限性。第二，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的理念和思路，探索“新文科”目标导引的档案学专业教育的新目标、新内涵、新模式和新体系，孕育、延伸和拓展新的学科增长点。

“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推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在档案学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研究平台、团队及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显薄弱，学科影响力尚需进一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需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强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数字记忆、文件档案治理、档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也需加强档案学研究的“人文”取向，深化对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记忆理论、档案社会化、古文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积极搭建特色研究平台，组建稳定的研究团队，开展跨学科合作、国际合作，开创开放、多元、创新的学科新局面。

致谢：感谢38所高校档案学专业负责人及团队对本次调查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27位国内外档案学者极富洞见的推荐建议，感谢档案学教指委主任张斌教授、副主任陈永生教授、金波教授、柯平教授、乔健教授、张昌山教授及秘书长徐拥军教授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篇幅所限

注释与参考文献详见《档案学通讯》原文

本文载于《档案学通讯》2021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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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惠玲 连志英 曲春梅 周文泓 潘未梅 徐辛酉 李孟秋 王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编辑：安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