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数字化采集是对非遗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不仅记录了非遗的本真状态,也对非遗项目进行了存储、展示、宣传和教育。数字化技术是一种信息处理技术,即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可以进入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的技术。非遗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非遗、确保非遗生命力的一种实践。
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工作组,委托文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开展数字化专项采集工作,本篇从四个方面介绍该项目采集经验。
江浙一带的说唱艺术和“明清俗曲”流传到广西以后,逐步与桂林一带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融合,到了清末,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曲种——广西文场,几百年来,在桂林大地上传唱。
图1 陈秀芬、诸葛济演出《五娘上京》
为使这颗“曲艺宝库中的明珠”得到更好的保护,完成数字化保护试点工作任务,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工作组,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开展数字化专项采集工作。工作组历时数月,对广西文场的不同表演形态、代表性传承人、唱腔曲牌、文献资料等内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归类整理、著录及上传,收获了一定数量的资源数据,包括:视频1541分钟、音频2358分钟、图片5888张、文字资料三万余字,为曲艺类项目数字化采集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一、全面采集项目内容
起初,文场只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玩唱的形式,又称“文玩子”。至清道光年间,盲艺人组成“玩子班”,受雇到举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演唱,或拉着胡琴走街串巷应邀卖唱。另有业余的爱好者组成文场社或开办玩子馆聚唱。专业和业余演唱者形成了文场两个艺术流派,前者被称为“瞎派”,由盲艺人演唱,以声腔华丽多彩著称;后者被称为“光派”,其演唱风格质朴深沉。
图2 20世纪50年代的盲艺人“玩子班”
为使广西文场项目数字化采集更加全面、完整、细致、客观,工作组参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下发的曲艺门类《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规范》,编制采集大纲,细化采集对象;根据《数字资源采集实施规范》,有针对性地为不同采集对象选择最适宜的采集技术,注重呈现广西文场的真实形态。
在桂林市的周边乡镇,自发性的文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每天到了约定时间,“耍友”们便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公园的大树边或凉亭下,带着各自的乐器,组成一支小型乐队。演唱者则在乐队的伴奏下,轮流演唱各大、小调曲目。四周围拢的群众,或跟随轻声哼唱,或在远处一边听曲一边闲话家常。
图3 聚集在荔浦县清心亭的文场“耍友”
对此,工作组采取了观察式记录的采集方式,在荔浦、平乐等地,真实、直观、动态地记录了演唱者、乐队演奏者、听众,以及文场活动的整体环境,采集到了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曲调和代表性作品,如四大调“越调”“滩簧”“丝弦”“南词”,常用小调曲牌【骂玉郎】【扬州红】等,代表性作品中既包括经典的传统作品,如《陈姑追舟》,也包括改编、新创的文场作品。
图4 平乐县凤凰曲艺社的张平英阿姨演唱其自创曲目《平乐风光美》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盲艺人走街串巷“唱堂会”的风俗早已消失,但“瞎派”的艺术风格仍通过一代代文场艺人的口传心授得以保留。对此,工作组也在桂林市的彩虹剧场采集了承袭“瞎派”风格的专业艺术表演,还单独录制了乐队的唱腔曲牌和器乐曲牌,并针对现有录音资料空缺的部分,补充、丰富了文场音乐资料。
二、高度重视口述访谈
图5 陈秀芬老师演出《陈姑追舟》剧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代表性传承人陈秀芬,是著名文场大师王仁和与刘玉英的嫡传弟子,并曾向桂剧名家杜宝华学习形体与基本功,是第一代把文场清唱搬上舞台的专业演员。她从小在文场的浸润下长大,后考入文场戏曲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桂林市曲艺队,因表演《陈姑追舟》中的陈妙常而崭露头角。后一度表演经历中断,到百货公司文体柜卖文具用品,1972年重回曲艺队,成功塑造了《西厢记》中的红娘、《王老虎抢亲》中的王夫人、《五娘上京》中的赵五娘等经典角色。
图6 陈秀芬老师在《王老虎抢亲》中饰演王夫人
谈起文场戏曲训练班的学习经历,陈老师仍是无比怀念,而在百货公司文艺宣传队饰演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经历,陈老师则感慨连连。
图7 陈秀芬老师(右一)在百货公司卖文具用品
如果没有系统的访谈和记录工作,一些珍贵的记忆和细微的感悟可能只会以碎片的方式存在于陈老师和身边人的回忆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模糊,甚至消逝。通过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访谈,记录其与文场交织缠绕的艺术人生,不仅能全面了解其学艺与实践经历、风格特色,也能透过其人生经历,再现广西文场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
图8 访谈时陈秀芬老师打起了碟子
图9 陈秀芬老师给小学生普及文场知识
三、科学利用采集技术
根据相关标准要求,采集文场节目时,采用三机位同步拍摄:一台全程定机位拍摄演唱者及乐队全景,记录整体演出环境;一台拍摄演唱者中近景,记录演唱者的细致动作与面部表情;一台拍摄伴奏乐队中景,记录乐队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及演奏细节。
图10 记录乐器形制、尺寸与材质
此外,每个节目都采用专业录音设备分轨录制,演唱者与每件乐器均配有单独音轨,并在后期剪辑时,将对应音轨导入相应视频中。由此采集到的视频数据,分别展现出环境、演唱者、乐队三者的状态及相互关联。通过科学、合理利用技术设备,使得采集到的资源数据全面而有侧重,更便于后续学术研究、宣传展示和推广普及等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建构合理资源体系
图11 陈秀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演出《五娘上京》的老照片
采集到的资料涵盖项目的方方面面,分类整理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如何准确、全面地划分文献归属,使之既能很好地体现文献性质的多个层面,利于检索利用,又不至于因归属过多导致数据重复、资料庞杂,是资料整理者经常遇到的问题。资料整理者需要熟知所有文献资料,并根据文献内容,选择最恰当的类别归属,找出文献的共性,进一步细化分类。
图12 1986年陈秀芬、诸葛济表演文场戏《双下山》
图13 2013年陈秀芬、诸葛济表演文场戏《双下山》
例如上面两张照片,均为陈秀芬、诸葛济表演文场戏《双下山》时的剧照,第一张摄于1986年,第二张摄于2013年桂林市地方戏曲展演活动。两张照片中演出的人物与剧目相同,如何归类,最终经过讨论,将第一张照片归属“代表节目”“表演形态”“舞台美术”“代表人物”四个分类,第二张则归属“舞台美术”和“代表人物”两个分类。
其原因在于:《双下山》是文场戏的经典传统剧目,是二人的代表作品,第一张照片拍摄于二人艺术巅峰时期,十分具有代表性,将其归属“代表节目”中的“传统节目”毫无疑问;而从表演形式角度分析,第一张照片中,二人均按剧中人物造型打扮,陈秀芬着道背心,扮演青年尼姑陈妙常,诸葛济着灰僧衣,颈脖上挂一串佛珠,饰演小和尚,仅从服装上就能辨识其表演形式——演员上装、穿戏服表演的“文场挂衣”,即“文场戏”,因此,又可归属“表演形态”及“舞台美术”中的“化妆与服饰”;演出该戏的陈秀芬与诸葛济老师皆为广西文场的重要艺术家,个人相关的生活照、舞台演出照、有关艺术实践的重要实物照、代表性成果或口述音视频资料等,皆在采集范围之列,因此归属“代表人物”亦合情合理。第二张照片中,演出剧目与表演形式未能从服装造型上得以体现,故不放入“代表节目”和“表演形态”中;另外,二人虽没有装扮行头,但所穿长衫与旗袍亦是文场清唱中的经典服饰,简洁高雅,风度翩翩,故归入“舞台美术”中。
图14 使用传统工尺谱记谱的珍贵古老曲本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解决此类问题,需要依靠整理人员的专业和经验,其判断需基于对项目内容的理解和对项目资料总体状况的把握,力求让“每个决定”都有理有据,积跬步以致千里,由此建构出一个丰富、合理的数据资源体系。
图15 曲谱资源数据列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一项持久且浩繁的工作,非一人之力或一次之功能够完成,这是一场考验耐力的长跑赛,但正如广西文场项目保护单位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的老师所说:“要对历史负责。我是当事人,有责任,有义务!”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资源采集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不愧对历史,不愧对后人,亦不愧对我们心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份责任与热爱。
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
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的大规模存储和管理,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生态保护区的监测评价,对利用数字化保护成果,开展更为广泛的宣传弘扬和传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经文化部研究批准,数字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文化部、中国工程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均参与了工程规划论证及建设实施的指导工作。经各方专家的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和完善,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
工程建设目标中明确要构建统一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建立一个类别齐全、内容丰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群。建设符合工作实际需要、兼顾各地实际的业务应用系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业务处理自动化、资源服务多样化、决策管理科学化。
2010年文化部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十二五”规划。此工程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文化信息化创新工程,将按“十二五”规划分阶段实施。中国艺术研究院受文化部委托,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的建设任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2013年已经完成非遗数字化保护标准规范的制定;国家非遗数据库建设;非遗数字化管理系统软件的研发;中国篆刻艺术应用软件的研发;非遗数字化保护的试点工作。
非遗数字化保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储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明年我们还将扩大试点,使我国的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统一的标准规范和工作机制下合理有序地开展,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全面深入发展。
数字化技术只有真正内化成非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才能真正发挥确保非遗生命力的作用,这是非遗数字化保护发展的基本趋势。
——宋俊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文丨林婧雯;图丨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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